鄉下人的風趣
原文
抗戰前一年，我同一個朋友到S省的某處去，碰到一個非常有趣的鄉下人，談過一些非常奇怪的話，要不是親耳聽見，決不會相信有那樣的人，談那樣的話的。我們是在離大路不遠的一個池塘邊碰見他的，他正在一個人車水。起初，我們是向他問路，看見他談話的樣子有趣，就爽興在那兒歇腳，和他攀談起來。他起初也不大多講話，後來看見我們不想走，或者也覺得很有趣，也就隨便談起來了。
「客人，」他問：「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南京。」我答。
「從南京?」他發出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聲音：「你們從南京?你們是官唄?」
「不是!」我看他似乎不喜歡官，連忙補充：「我們是做小生意 的。」
我們本不是官，但也不是做生意的;怕他不懂得什麼叫做寫文章，只好撒一個並無惡意的謊。
「怎麼? 南京也有做小生意的?人家講那裡儘是官啊?」
我們給他解釋，說南京有做生意的，做手藝的，趕零工的……但他似乎不大理睬。
「你們看見過官?」
「當然看見過。」
「很大很大的官都看見過?」他用兩手向兩邊張開，像圍一棵合抱不交的大樹似地比擬，仿佛說：這麼大! 這麼大!「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唄。聽說官都胖得很，重得很，越大的就越胖，胖得走都走不動，要人抬，頂大的官要上百的人抬! 怎會不胖呢? 他們吃得好呵! 聽說王爺侯爺們的金鑾寶殿上，左邊是炸油條的，右邊是炕燒餅的。他們一下子到這邊吃根油條，一下子又到那邊吃個燒餅，滾燙的，一個銅子也用不着花!」
「哈哈!」我和朋友都不等他說完，就忍不住大笑起來。想不到的趣話呀! 但我不知道他是真那樣相信呢，還是故意裝瘋賣傻，逗我們好玩? 鄉下人也有鄉下人的風趣，逗起城裡人來，也不下城裡人之逗鄉下人的。
「他們天天殺人唄?」他看見他的話引得我們樂了，分外得意，自己也含着傻笑另外起頭說。
「不!」朋友說：「殺人是有季候的。總是秋天。」朋友大概也要逗他了，故意把過去了的「秋後處決」的話拿出來說。這句話卻引起了他的更離奇的趣話：
「他們討小也要等到秋天?」
「殺人跟討小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懂，朋友也不懂。
「噫!」他詫異：「住在南京還不曉得?不是把人殺了，把人的老婆娶過去做小麼? 咱們就為這，死也不敢到那裡去!」
「完全謠言!」我說。朋友也附和。
「謠言? 咱們問你，他們是不是都有小?」
「也有沒有的。」
「有的有多少呢?」
「一個兩個。還能有多少呢?」
「別哄咱們，咱們什麼都知道，幾百上千的都有，如果不是殺人，占人家的老婆，那麼多的小從哪裡來呢?」
「不對!」我說：「殺人是殺人，討小是討小。討小是用合法的手續從別處娶來的，並非占的被殺掉了的犯人的老婆。」
「誰會相信呢? 天生一個男的，就配上一個女的。要不殺掉一些男的，怎有那多女的不肯嫁給人家做老婆，倒肯嫁給人家做三大小，四大小，百大小，千大小呢?」
就是這樣的一些怪話，幾乎把我們的肚子都笑破了。
無論怎樣給他解說，他都一點也不相信;後來把他的話重複給別人聽，別人也不相信這回事是真的; 除了以為他是開玩笑。但在當時，雖然有時也笑笑，他的樣子確是一本正經的，莫非我們真地倒被他騙過了? 他的樣子有五十來歲，總不會傻到說那樣的孩子話吧?
無論他是真那樣相信，還是故意那麼說;無論他說的話隔事實有多麼遠;後來我想，他對於官的看法，倒是非常本質的。對於官，比起一個鄉下人來，我們實在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大概就因為太多吧，反而被一些現象所迷惑住了。如果仔細想想，不但只像他說的那樣，即使有人更誇張，說官(大官)是以人血為酒，人肉為餚，靠吃人過日子的，我也願意替他作證：他的話沒有錯!
1946.7.7重慶
賞析
聶紺弩的散文《鄉下人的風趣》 就講了這麼一個荒誕的故事。「我」和朋友到某地去，碰到一個非常有趣的鄉下人，鄉下人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話，什麼「聽說官都胖得很，重得很，越大的就越胖。」「如果不殺人，占人家的老婆，那麼多的小從哪裡來呢?」雖然這只是憑着鄉下人簡單愚笨的腦袋想當然地推出的結論，但作者卻說「他對於官的看法倒是非常本質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把時間向後拉回四、五十年就會看到中國大地上一片腐敗落後的景象，而最黑暗的地方首推官場。在反動的獨裁統治下，大大小小的官們，一個個貪贓枉法、橫徵暴斂，搜刮民脂民膏，用勞動人民的血汗養活了自己;而另一方面，他們又窮兵黷武，茶毒生靈，殺害了無以計數的共產黨人、革命青年和廣大無辜的平民百姓。國家是瘡痍滿目，民生凋蔽，官場上則是歌舞昇平、紙醉金迷，娶妾納小，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杜甫詩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場面，再一次重現於中華大地。如果要問舊中國官員有哪些最主要的特徵，那麼大概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貪污腐化，二是嗜殺成性。而這兩點恰恰被作者用貌似荒唐的話一針見血地點了出來，顯示了作者無畏的戰鬥精神和強烈的愛憎感情。
聶紺弩是一位傑出的雜文家。他師法魯迅，所以他的雜文內容尖銳，戰鬥性強，構思奇特，雄辯而帶有幽默色彩。他的散文也帶有某種雜文的氣質，主題深刻嚴肅，但內容卻滑稽可笑，看似荒誕不經，實則諷刺辛辣尖刻。作者寫下本文是在1946年7月7日，身處在國民黨的直接統治之下，作者不可能直接抨擊國民黨的黑暗政治，所以作者採用比較含蓄的手法，借鄉下人的胡言亂語來尖銳地抨擊國民黨官場的黑暗和官員的腐敗。雖然對官場，對官員的描述是漫畫式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歪曲了的，表面上看它是不真實的，但實際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達到了真實。作者用一種極度誇張的、扭曲的筆調把事物的特徵推向極端，從而更深刻也更清晰地揭示了反動官僚的本質。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精巧的構思和對歷史和現實的透闢的眼光。
風趣、幽默、俏皮的對話構成了本文的主體。作者涉筆成趣，讀了使人忍俊不禁。這得力於作者高超的語言技巧和深厚的生活基礎。這些對話既不是胡編亂造的噱頭，也不是作者思想的傳聲筒。鄉下人說的話雖然是荒唐可笑的，但荒唐之中又有着它自身的邏輯，非常符合一個沒見過世面、愚昧無知的鄉下人的口吻和他的推理邏輯、思維方式。為什麼當官的要人抬呢?必定是他們太胖走不動。他們為什麼胖呢? 因為他們吃得好，左邊炸油條，右邊炕燒餅。這確是也只能是一個鄉下人在推理、在想象，而非作者在推理想象。對黑暗現實的無情針砭和對個性語言的出色掌握之間融洽無間的結合，使得這篇散文既是真實的描寫，又通篇寄寓了作者的思想。在嘻笑怒罵中，或真或假，或虛或實地盡情鞭笞了那些為富不仁的官們，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之極。
作為散文，自然不能像雜文那樣滔滔不絕地論證說理。雖然作者在文中不時地插入自己的議論，但這些議論都是在形象的基礎上的猜測、說理和評論，使人感到恰到好處，入木三分。對統治集團的鄙夷和鞭撻既義正詞嚴，又寓莊於諧，莊諧和一，相得益彰。既增強了文章的真實性和幽默感，又自然而然地點破文章的旨趣，升華了主題，加深了讀者對文章主旨的理解。雖然這是一篇尖銳犀利的諷刺性散文，但是它的文字卻異常的平易質樸，明白如話，簡潔老練。在這自然樸素的文字中，我們見到了作者思想的光芒，言近而旨遠。
總之，這篇散文喻意之深邃，構思之巧妙，形象之鮮明，語言之簡潔幽默，都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精湛的諷刺藝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