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风趣
原文
抗战前一年，我同一个朋友到S省的某处去，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乡下人，谈过一些非常奇怪的话，要不是亲耳听见，决不会相信有那样的人，谈那样的话的。我们是在离大路不远的一个池塘边碰见他的，他正在一个人车水。起初，我们是向他问路，看见他谈话的样子有趣，就爽兴在那儿歇脚，和他攀谈起来。他起初也不大多讲话，后来看见我们不想走，或者也觉得很有趣，也就随便谈起来了。
“客人，”他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南京。”我答。
“从南京?”他发出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声音：“你们从南京?你们是官呗?”
“不是!”我看他似乎不喜欢官，连忙补充：“我们是做小生意 的。”
我们本不是官，但也不是做生意的;怕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写文章，只好撒一个并无恶意的谎。
“怎么? 南京也有做小生意的?人家讲那里尽是官啊?”
我们给他解释，说南京有做生意的，做手艺的，赶零工的……但他似乎不大理睬。
“你们看见过官?”
“当然看见过。”
“很大很大的官都看见过?”他用两手向两边张开，像围一棵合抱不交的大树似地比拟，仿佛说：这么大! 这么大!“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呗。听说官都胖得很，重得很，越大的就越胖，胖得走都走不动，要人抬，顶大的官要上百的人抬! 怎会不胖呢? 他们吃得好呵! 听说王爷侯爷们的金銮宝殿上，左边是炸油条的，右边是炕烧饼的。他们一下子到这边吃根油条，一下子又到那边吃个烧饼，滚烫的，一个铜子也用不着花!”
“哈哈!”我和朋友都不等他说完，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想不到的趣话呀! 但我不知道他是真那样相信呢，还是故意装疯卖傻，逗我们好玩? 乡下人也有乡下人的风趣，逗起城里人来，也不下城里人之逗乡下人的。
“他们天天杀人呗?”他看见他的话引得我们乐了，分外得意，自己也含着傻笑另外起头说。
“不!”朋友说：“杀人是有季候的。总是秋天。”朋友大概也要逗他了，故意把过去了的“秋后处决”的话拿出来说。这句话却引起了他的更离奇的趣话：
“他们讨小也要等到秋天?”
“杀人跟讨小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懂，朋友也不懂。
“噫!”他诧异：“住在南京还不晓得?不是把人杀了，把人的老婆娶过去做小么? 咱们就为这，死也不敢到那里去!”
“完全谣言!”我说。朋友也附和。
“谣言? 咱们问你，他们是不是都有小?”
“也有没有的。”
“有的有多少呢?”
“一个两个。还能有多少呢?”
“别哄咱们，咱们什么都知道，几百上千的都有，如果不是杀人，占人家的老婆，那么多的小从哪里来呢?”
“不对!”我说：“杀人是杀人，讨小是讨小。讨小是用合法的手续从别处娶来的，并非占的被杀掉了的犯人的老婆。”
“谁会相信呢? 天生一个男的，就配上一个女的。要不杀掉一些男的，怎有那多女的不肯嫁给人家做老婆，倒肯嫁给人家做三大小，四大小，百大小，千大小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怪话，几乎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破了。
无论怎样给他解说，他都一点也不相信;后来把他的话重复给别人听，别人也不相信这回事是真的; 除了以为他是开玩笑。但在当时，虽然有时也笑笑，他的样子确是一本正经的，莫非我们真地倒被他骗过了? 他的样子有五十来岁，总不会傻到说那样的孩子话吧?
无论他是真那样相信，还是故意那么说;无论他说的话隔事实有多么远;后来我想，他对于官的看法，倒是非常本质的。对于官，比起一个乡下人来，我们实在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大概就因为太多吧，反而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住了。如果仔细想想，不但只像他说的那样，即使有人更夸张，说官(大官)是以人血为酒，人肉为肴，靠吃人过日子的，我也愿意替他作证：他的话没有错!
1946.7.7重庆
赏析
聂绀弩的散文《乡下人的风趣》 就讲了这么一个荒诞的故事。“我”和朋友到某地去，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乡下人，乡下人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什么“听说官都胖得很，重得很，越大的就越胖。”“如果不杀人，占人家的老婆，那么多的小从哪里来呢?”虽然这只是凭着乡下人简单愚笨的脑袋想当然地推出的结论，但作者却说“他对于官的看法倒是非常本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拉回四、五十年就会看到中国大地上一片腐败落后的景象，而最黑暗的地方首推官场。在反动的独裁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官们，一个个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了自己;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穷兵黩武，茶毒生灵，杀害了无以计数的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广大无辜的平民百姓。国家是疮痍满目，民生凋蔽，官场上则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娶妾纳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场面，再一次重现于中华大地。如果要问旧中国官员有哪些最主要的特征，那么大概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贪污腐化，二是嗜杀成性。而这两点恰恰被作者用貌似荒唐的话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显示了作者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聂绀弩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他师法鲁迅，所以他的杂文内容尖锐，战斗性强，构思奇特，雄辩而带有幽默色彩。他的散文也带有某种杂文的气质，主题深刻严肃，但内容却滑稽可笑，看似荒诞不经，实则讽刺辛辣尖刻。作者写下本文是在1946年7月7日，身处在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之下，作者不可能直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政治，所以作者采用比较含蓄的手法，借乡下人的胡言乱语来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官场的黑暗和官员的腐败。虽然对官场，对官员的描述是漫画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歪曲了的，表面上看它是不真实的，但实际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真实。作者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扭曲的笔调把事物的特征推向极端，从而更深刻也更清晰地揭示了反动官僚的本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精巧的构思和对历史和现实的透辟的眼光。
风趣、幽默、俏皮的对话构成了本文的主体。作者涉笔成趣，读了使人忍俊不禁。这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深厚的生活基础。这些对话既不是胡编乱造的噱头，也不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乡下人说的话虽然是荒唐可笑的，但荒唐之中又有着它自身的逻辑，非常符合一个没见过世面、愚昧无知的乡下人的口吻和他的推理逻辑、思维方式。为什么当官的要人抬呢?必定是他们太胖走不动。他们为什么胖呢? 因为他们吃得好，左边炸油条，右边炕烧饼。这确是也只能是一个乡下人在推理、在想象，而非作者在推理想象。对黑暗现实的无情针砭和对个性语言的出色掌握之间融洽无间的结合，使得这篇散文既是真实的描写，又通篇寄寓了作者的思想。在嘻笑怒骂中，或真或假，或虚或实地尽情鞭笞了那些为富不仁的官们，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之极。
作为散文，自然不能像杂文那样滔滔不绝地论证说理。虽然作者在文中不时地插入自己的议论，但这些议论都是在形象的基础上的猜测、说理和评论，使人感到恰到好处，入木三分。对统治集团的鄙夷和鞭挞既义正词严，又寓庄于谐，庄谐和一，相得益彰。既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和幽默感，又自然而然地点破文章的旨趣，升华了主题，加深了读者对文章主旨的理解。虽然这是一篇尖锐犀利的讽刺性散文，但是它的文字却异常的平易质朴，明白如话，简洁老练。在这自然朴素的文字中，我们见到了作者思想的光芒，言近而旨远。
总之，这篇散文喻意之深邃，构思之巧妙，形象之鲜明，语言之简洁幽默，都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