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的故事(刘瑞成)
作品欣赏
九号的故事
我的一生与“9”有着不解之缘,我出生69年9月,我的生日是9日,兄弟姐妹9人我的小名儿叫老九。小学毕业时班里一共有9名同学,我学号排9、我9月入的党、9月上的大学、几次工作都是9月转岗……最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个符号曾一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文革”的后期。当时我初中即将毕业,要面临着新的选择。
我的家境不好,祖祖辈辈从没出过一个“秀才”,听家族中老辈人讲,我的祖先刘隆刘虎在燕王扫北时期从山东带兵驻扎在这里,喜欢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从此弃武从农,扎根潮白河,之后祖祖辈辈都种稻、打鱼和种地为生。
我爱听“古昔”(故事)喜欢看小人书,哪要有好书了,跑出多远也要淘换来,父亲说,“9儿”像个“虫儿”,多困难也要供养供养他,将来说不定成个还能光宗耀祖呢。
那个时候社会上不讲什么学习,学生们一天到晚的不是支农、学工、学军,就是忆苦思甜、开批斗会,整天搞的热火朝天、热热闹闹。但是母校的初中语文老师刘旭对我们的学习却抓得非常紧。
他五十岁左右的年纪,白净面、长的瘦瘦的,个子也不高;一副长长的眉毛,眼睛往里凹着,眼仁儿黄黄的、很亮;说话声音不大,一天到晚总是拉长着脸,从没见他笑过;他整天穿着一身带着补丁洗得发白的衣裤,没事儿的时候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躲在教研室一角;只有在宣读他的学生作文的时候声音才特别大,尖尖的喉头结在瘦长的脖子皮中间儿上下滚动,有时还发出象是干咳一样的“嘿嘿”的声音。听别人说,这是刘老师最高兴时的表情。
同学们都不敢正视他,一些勇敢的写过他批判稿的学生,就是在台上批判他的时候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他讲起课来一套套的,抑扬顿挫,好象流水一样,从不间断。他讲课时很少带书,即使带着也不怎么翻看,讲的许多内容书上都没有。
大家都叫他“学究儿”。也有的人愿意在前边加一个“臭”字。由于平时他的话少,不易被人抓住把柄,加之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有些人想臭他也不太容易,校长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治他。因此那个时候,刘老师基本上没什么大状况,他要抓学习质量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一时或一事(有时是很小的事)遇到一个好人,能改变你的一生;遇到一个坏人(或小人)也能改变你的一生。就我来说,无论从年龄性格还是从当时的形势看,我确是一个放荡不拘的浪荡小子,乱哄哄的社会特别适应我的性格,看到别人活得那么“自由”,我的心就会不安分地骚动起来,整天跟着瞎起哄,甚至在课堂上捣乱。可是,不知为什么自打刘老师教我们以后,我却被这个没一点好感的小老头儿给征服了,由于他的出现,我的求知欲慢慢地增强了成绩提高了。尤其是我的作文常常被“学究儿”列为范文,我的大批判稿写的也是蛮好的,而且我的读书水平也很高,校长指名道姓让我参加全校、全片忆苦思甜和斗争大会发言,可是全被刘老师挡了回去,从来不让我上台,弄得我很没面子。可是他似乎又有补偿的办法,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一位农村拾粪大爷一心为集体的记叙文,曾被刘老师在全校合班大课上作为范文当众宣读,后来我还被任命为学校采访队长,与刘老师一起带着八九十名同学,打着红旗、背着行李去“拉练”,浩浩荡荡去集体采访一个女知青的先进事迹,并一同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我的几篇文章先后登上了“战地报”,那段时间,县里、公社广播站都连续广播我的文章,一下子轰动了七台八村。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殊荣了,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这个实在不值得一提的无名鼠辈的人家,许多人许多年后还记得这件事,还记得我这个小九。
那时,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我们初中只上了两年。还没看够刘老师老鹰一般的眼睛,转眼我初中就毕业了。
这时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岔路口摆在我的面前:上高中或者务农。对于上高中,按照我的逻辑,我应该说是有绝对有把握的。因为与本班四十多个同学相比,我的学习成绩是很不错的。况且,我家三代是贫农,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另外,我村初中毕业待升高中的共有9人,我是9人中唯一的一名共青团员,政治条件非常过硬,这几点也总算是竞争的实力和资本吧。
可是,不久上边有消息说,上高中的考试成绩不算数啦,初中升高中必须经过村里的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民主推荐。
乱子恰恰出在这里。
最难忘的是那个秋天的晚上。
淡淡的月光笼罩着村子里的一座座土坯矮房,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还没有吃完晚饭,村里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全体社员,马上到大队部大院开紧急会议。
父亲的哮喘病最近又犯了。
一声紧似一声的“吭、吭、吭”的哮喘声震天动地;那“呼噜、呼噜”风箱一样的喘息声,紧紧的揪着我们的心;一口一口的黄痰里面夹着血丝儿,特别的让我们害怕。因为咳的厉害,一顿饭要断断续续地吃上一个多小时。
听到大喇叭叫,他赶紧放下饭碗,一边喘着一边忙不迭地披上衣服跑了出去。
大喇叭还在叫着,让人听着心烦……
我也要出去,却被母亲叫住:“你哪也别去,今天要剥棒子!”
我早打听到今天开的是推荐我们上高中生的会。那点小把握使我得意,而几天来村里的风闻又使我坐卧不安。
大地又恢复了平静。
被云彩挡住了一角的月亮不知不觉地爬上了窗台,一会儿又钻进屋里。
大家坐在土炕上,也不开灯,借着昏暗的月光一边剥着玉米,一边又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母亲好像还打起了瞌睡,她的手却一刻也没闲着。
大家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脑子里又浮现出前两天碰见我们同学“傻蛤蟆”他爸爸的事儿来。
当时我到村里小卖铺去看信(刘老师让我们没事经常给报社投点小稿儿)。管小卖铺的治保主任万老爷子随口问起我上学的事,我就得意洋洋地来了个实话实说。正“白话儿”得起劲,谁知正好给同学“傻蛤蟆”的爸爸撞上了。
“傻蛤蟆”比我大一岁,我们从上小学第一天起就在一个班。
这个同学很特殊,不仅头长得奇大,两只眼睛也大,使劲地往外冒冒着,很吓人,穿的衣服虽然不错,但每天上学的时候,胸襟上总要带着一绺饭菜,鼻涕也全擦在袖子上。
他的脾气很怪,特爱打架,体格强壮的象个小牛犊子。从小学一年级起,他每天都要与人打架,老师一管他,他连老师也一起打。
学校在村西头,他家住村东头儿,每天上下学的时候,总是看到他一手拎着个破书包、一手捂着大脑袋瓜子儿,咧着那个大嘴铲子“哇哇”哭着走过全街。
他偷人家东西、点人家柴禾垛、砸教室玻璃、脱女同学的裤子、打伤男同学,什么事都干,就是不好好读书。
记得有好几次,正当大家静静地上课的时候,“傻蛤蟆”突然大声地背起了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傻子他妈、上南洼,逮个蛤蟆装裤裆儿,肚子痛、往家跑,到家生了个大胖小儿。”往往他的声音没落,许多孩子们就都跟着嚷叫起来,老师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教室里充满了一派欢乐的景象……有的人告诉他,这个歌谣是说你的,“傻蛤蟆”后来才不说了。只有他旷课的时候,课堂上才能安静一会儿。
后来学校、老师对他也放任自流了。
因他的长相特殊、脾气古怪、学习又差,大家都叫他“傻蛤蟆”。他居然答应,也不反对。渐渐的他的大名竟被许多人给忘了。
他的爸爸原先是生产队的大队长,留着个大背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儿。指派活儿的时候,对人张口就骂,真是横的要命,村里没有几个人敢惹他。后来因为在天津、北京有关系能为大队赚钱,就到公社辞了大队长,当起了“跑外的”。当时一提起“跑外的”真的不得了,那可是全体社员的财神爷呀,大背头一走三甩,放屁都喷油星子。
经常看见他带着一个城里女“侉子”来家里住,“傻蛤蟆”他妈里里外外地伺候着,“傻蛤蟆”说,晚上睡觉我爸身边一边一个人。
上了初中以后,七台八村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学校,名为联中,“傻蛤蟆”还使性子就没少吃亏,后来被几个坏小子们给狠狠地收拾了几次,脾气还真的有所收敛,但学习几乎还是个空白,连写自己的名字也是扭扭歪歪的。
我和“傻蛤蟆”同桌多年,总挨他的欺负,我的体质弱,打不过他。
他总抄我作业,有时让我替他考试、写作业,我不肯,告诉了老师要求调座位,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决。
有一次上课他又打我,我就正告他:“你总捣乱,我听不懂老师讲课,你抄的作业也是错的”。别说,这招儿还挺管用。于是,他就去找别的同学的麻烦。实在腻歪了,就拿刀子把课本裁的一条一条的,把课桌刻的坑坑洼洼。
再后来,我不怕他了,也不让他抄作业了。他就给我送钱贿赂我,几分的、几毛的都有,还有几块的呢,实在没钱了了就送我本,送我笔。
我成了小富翁,不敢向大人说,也不敢多受用,大部分都积藏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谁的嘴儿欠,告诉了他的爸爸。他爸爸说我糊弄他儿子,让老师带着“傻蛤蟆”,把我的劳动所得全给搜走了,结果还挨了他爸爸一脚呢。
从此我和“傻蛤蟆”结了仇,好几年都没有和他说话。
俗话说:烦嘛来嘛。
看见他爸爸我就来气,这个“跑外的”仗着有权有钱,素来瞧不起别人,说话刻薄,哪里会把我这个小毛孩子放在眼里?看见我在那儿“吹牛”,就使劲地咳嗽一声,打断了我的话,抬手理了理大背头,呲牙瞪眼地高声说道:“你个小杂种懂他妈个屁,就你还想上高中?也不看看你们家的祖坟上长没长那根蒿子!……”
我本来不想搭理他,见他这么损,忍不住回敬道:“我上不了,难道你家'傻蛤蟆’能上?”
“没错!我们家“蛤蟆”上高中的事儿,那是老太太的鼻涕——手拿把掐。谁去不了他也得去!”“跑外的”炮火连天、牛皮闪闪。
我有点急了,就大声说:“大鳖,(当地土语:大伯的意思)你知道你家“傻蛤蟆”得多少分儿吗?告诉你,那是老太太上鸡窝——大大的一个(奔)笨蛋。”
“跑外的”见我揭他儿子的老底,顿时恼羞成怒,抬手要打我,被万老爷子挡了一把,把我放走了……
这件事让我越想越气,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终于传来“吭吭”地喘咳声。
“爸爸回来了!”我“刷”地站了起来,母亲拉亮了灯连忙去开门。
“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弯腰剧咳的父亲出现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迫不及待地问:“爸爸!爸爸!有我吗?有我吗?……”
爸爸低着头,弯着身子还在剧咳着,我的声音完全被他的咳声淹没了……
父亲是个孤儿,不到十岁那年,爷爷干活时被铡刀碰破了手指,抽风死了。奶奶到很远的地方改了嫁,从此父亲跟着大伯过活,由于脾气不和,十二岁就到十几里外的地主邓东家家里打短工。因受不了别人的欺负,不久小小年纪就跑去参加了八路军。
他作战勇敢,人又机灵,很快就当上了通讯员、班长、排长,十九岁那年当上了连长。在一次阻击战中,身负重伤被日军俘虏,被带到日本本土去做苦力,还经常要受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尽了折磨,曾两次被日本人扔到“万人坑”里喂狗,都被战友偷偷背回来救活了。他的哮喘病就是那时灌辣椒水伤了肺留下的病根儿。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爸爸被国民党军队接回,在他的坚持下又回到了自己的战斗部队。在东北野战军攻打四平及锦州的战役中,又立下特等战功。喜报送到老家,县里抬着猪羊敲锣打鼓送到大伯的家中。大军南下的时候,爸爸因病掉队,离开部队,辗转回到了家乡,之后部队几次改编,找不到为自己证明身份之人,地方无法安排。老实本分的爸爸,就在农村做了一名普通的农民。从此,一世功名付之水淌,留下的却是满身的伤病和羞辱……
好久,爸爸才喘过气儿来,他低着头,负罪般地坐在炕沿上:“爸爸我、吭吭、没本事,误了你的前、吭吭、程。孩子,踏心当个好庄稼汉吧!吭吭吭……”
我楞楞的戳在地上,呆望着憋的满面通红的父亲,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上面只给了我们村四个上高中的指标,“跑外的”少爷“傻蛤蟆“上了第一名的宝座,大队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的儿子分别按其老子官位的大小列居第二、第三、第四……我则被排在第九号。大队书记说,这是经过全体广大贫下中农集体“民主推荐”出来的。
“民意不可违”呀,此乃国粹。
第九,意味着什么?我清楚啊!风闻终于被证实。孤独、气愤、绝望!我抓起书本狠狠地掼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能怨恨父亲无能么?能对全体广大的贫下中农们不满吗?再也不能给脾气刚烈、历经坎坷又身染重病的父亲增添负担了!我真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我终于止住哭声,俯身捡起书,默默地走开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不久,通知发下来了,是五个人。这通知上写在第一的名字竟然是我。
这时候,贫下中农愤愤然,社员们都说,本来就应该让人家“小九子儿”去的吗,没有他,谁也不该去,否则还有天理吗?这也太不公道啦!也有人说,小九子儿家上边有人,可能是县革委会主任给说的话;还有人说,是学校保送的,可能“九儿”家送了礼,老师对他好等等。
到底我是怎么上的高中,至今我也没做过证实,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那视学生为亲人的我的“学究刘旭老师。
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真是人生如梦啊。在离开家乡的几十年中,人世间也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
“文革”后,我去看过刘老师,看我时他眼里透出咄咄的光泽,再后来听说他被调走了。由于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喜欢隐居似的生活,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另外听老家来的同学讲,后来高考六门功课得了27分,他爸爸要他报“清华大学”志愿的同学“傻蛤蟆”,因做假沙发成了腰缠万贯的富户,后来就不行了,听说包了“二奶,”生了四、五个“小蛤蟆”呢,还都不怎么聪明。
“9号”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迹,每当想起,它就象一把尖刀时时在刺痛着我的心,不断激励着我在步屣维艰的人生道路上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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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瑞成,笔名刘一,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1978年参加高考走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