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
烏台詩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年），時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
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由此得名。
目錄
基本信息
事件背景
-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 [1] 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
- 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2]
事件經過
起因
- 最先把蘇軾作詩諷刺新法舉報給朝廷的是沈括。熙寧六年（1073年）， 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看到蘇軾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呈神宗，但是當時他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
-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
- 秋七月，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彈劾的導火索正是上表中的這兩句話。認為蘇軾是攻擊朝政，反對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為惱火。後來由神宗批示後，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攜吏卒急馳湖州勾攝蘇軾。
- 當時駙馬都都尉王詵與蘇軾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訴當時任南京幕官的蘇轍，蘇轍立馬派人往湖州告知蘇軾。當時皇甫僎快馬如飛，但是由於兒子生病在潤州停留半日。故蘇轍人馬先到，蘇軾提前知道消息後立即告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皇甫僎到達湖州後，態度十分強硬的將蘇軾押解赴京。
- 「僎徑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猙獰，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3]
- 「撰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3]
審判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訊。御史台在此案中負責「推勘」 (或曰「根勘」) ，也就是調查審訊，勘明事實，其結果呈現為「供狀」； 接下來，當由大理寺負責「檢法」，即針對蘇軾的罪狀，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判決，其結果便是「判詞」。根據朱剛所作文獻[4] 指出「詩案」在審判方面的基本過程，可以分為如下四個環節：
御史台的審訊
- 根據《東坡烏台詩案》記載，御史台於元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審訊結果。即蘇軾從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詩案」都處在審訊即「根勘」階段。審訊的結果就是「供狀」，蘇軾「供狀」的每篇都涉及另一個人（首先是王詵，其他如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等），蘇軾與之發生了詩文唱和或贈送的關係，這些詩文被列舉出來，追問其中是否含有譏諷內容。供狀分列了大約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詵相關的第一篇。為了增強反對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狀」定稿已經提交後，還繼續挖掘蘇軾的更多「罪狀」，尤其是與駙馬王詵交往中的「非法」事實。其中有關詳細的指控與供認如下：
- 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 監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根據《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上奏彈劾說：
-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着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
- 御史台又找到了蘇軾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對於《和韻》，蘇軾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對於《湯村》一詩，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
- 舒亶等人趁機讓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為然。
- 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後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注釋。
-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環呻呼」，又說，「歲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
- 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大理寺的初判
- 大約從十二月起，「詩案」進入了判決階段。如果陳睦的「錄問」很快完成，交給大理寺，那麼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測在十二月初。有關了大理寺的判詞，《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則將其要點概括為：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換言之，大理寺官員通過檢法程序，判定蘇軾所犯的罪應該得到「徒二年」的懲罰，但因目前朝廷發出的「赦令」，他的罪應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懲罰。
御史台反對大理寺
- 大理寺的初判顯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滿，《長編》在敘述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後，續以「於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對大理寺判決的奏狀。他們向皇帝要求對蘇軾「特行廢絕」，強調蘇軾犯罪動機的險惡，謂其「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不過李定和舒亶的兩份奏狀並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討論，沒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詞本身存在什麼錯誤，只說其結果不對，起不到懲戒蘇軾等「舊黨」人物的作用。
審刑院支持大理寺
- 審刑院在案件審核中起到覆核作用。從《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載「審刑院本」的結案判詞可以看出，審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並進一步強調赦令的有效性。其結案判詞可以被梳理為三個要點：一是定罪量刑，蘇軾所犯的罪「當徒二年」; 二是強調赦令對蘇軾此案有效，「會赦當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據皇帝聖旨，對蘇軾處以「特責」，貶謫黃州。由於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事件意義
相關視頻
- 《鎬京百里說》蘇軾與烏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