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庄的教育(牛撇捺)
作品欣赏
中庄的教育
学者们说，教育是国家与民族的根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庄，这些理论都太高深，太遥远。当时的中庄，没有幼儿园，没有学前教育。没有教农民如何种好田，如何砌墙扎钢筋的职业教育，更没有教农民如何打发苍老岁月的老年教育。引申的教育有，还不少。比如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国防教育，结合各种政治运动的五花八门的路线教育等等。
中庄百姓心目中的教育，就是让娃娃上学，认几个字，不要当“睁眼瞎”。当然，最好能上初中高中，能当个吃皇粮的工人。伟人说过，“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样是劳动，当工人应该比当农民更需要文化。当个小队（自然村）大队（行政村）的干部，也是非常好的结局。至于说上大学之类，那时已逐渐没有了考大学一说，工农兵大学生的招收有比较硬的杠杠，有非常高的政治要求。在中庄与周边的村队，我没听说有一个上了该类型大学的。可能当时尚未出现这一“新生事物”吧。我走了之后，听说村上一个姓蔡的小伙子成为了工农兵学员。
对于教育，村民有爱不得而又舍不得的情结。靠让孩子上学而飞黄腾达、改变命运吧，前景渺茫、暗淡。还不如让孩子去当兵，复原回来基本能安排工作，跳出农门，种上“铁庄稼”，“月月麦子黄”。但放弃教育，让娃娃不入校门不读书，又怕不会写不会算不会说，在社会上遭人欺负，难以立足。更可能丧失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飞黄腾达”的机会，甚至当不了兵。好在那时土地都是集体的，人们都在吃大锅饭，小孩子劳动挣不了几分工，不如让他们去学校混。那时的学校，门坎极低，每学期有那么三五元钱（两只老母鸡的价）甚至一两元钱的学费书本费，就够了。实在太穷的，学费还可以减免。在学校也好混，念念“语录”，认几个字，做做不算太难的算数题。基本没有课外作业，更没有假期作业。没有考试。混起来实在惬意得很。
村上的人，大部分会送子女去学校学习。也有那么三五户，家里子女多，负担重，条件差，而且做父母的没上过学，不认为上学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他们要么让孩子去小学混三两年，要么干脆一天也不让去，就在家呆着，拔草、喂猪、带娃。长大了干农活，或早早嫁人。
中庄那边，蔡家河大队的小学就设在中庄前边的老爷庙里。是将老爷庙拆了，用庙上的木材盖的教室。全大队三个自然村五六个生产队的孩子都在此就读。中庄的孩子上学比较方便。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的小脚的祖母端了一碗饭送到学校让我吃，从家里到学校，饭还是热的。
上初中时我们去了郭家坪，那是一所戴帽中学，即小学之上设了初中。这种学校当时很时髦很盛行，几乎到处都有。这个学校规模较大，供蔡家河与窦家庄两个大队的孩子入读。该校是县上建的，条件不错，有玻璃窗，课桌大小适中。有很大的操场，有乒乓球室。院子里还修了几个水泥乒乓球台子。可能那时正搞“乒乓外交”，这种类似杂技的小球倍受国人推崇。
我是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记得上学的头两三年，有正规的课本。语文课本上有“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与“妈妈缝衣多辛苦，我穿棉衣要爱惜”等内容。后来，小学三四年级至初二吧，语文课政治课基本都是“语录”。算数课还有，什么小数、分数、一元一次方程，“鸡兔同笼”的问题等等，都学了。七十年代初，教育似乎有点回归（后来被批为回潮），所以课程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们教得也比过去认真。
文革时期，高中似乎停止了招生。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得以恢复。那时生源有限，适龄的好多人初中都没真正读过，不太想上高中。我哥在生产队劳动，有一张没怎么上初中（初一上了一学期就去大串联了）的初中毕业证。他接到了高中入学通知。但那时，父亲已被岁月与生活磨掉了雄心，过去心心念念想让儿女读大学的他，不再有让儿女上大学的愿望。他想让哥哥在生产队劳动，以减轻家庭的压力，让村民对我们少一些歧视。哥哥只能听从。好在哥哥后来因为是青海省的优秀党员与劳动模范，上了省党校的劳模大专班，弥补了一下他的人生遗憾。
高中开始招生，对我们是个鼓舞。但我又极其担心。轮我们上高中时，生源已很多，而县上高中的容纳量有限。上高中要生产队、大队推荐，要政审。我们家是中农，由于很多原因，主要是朱家人占比太小，我们在村上受排挤。在学校我连“红小兵”都入不了，感觉自己就是异类。对于能不能上高中，我十二分地担心。好在，我初二上了一学期就转学去了青海，那种上不了学的恐惧自然消除。
作者简介
牛撇捺，1965年3月生于山西省垣曲县，现供职于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