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弊病
作品欣賞
說了中國文化的建樹，那也就有必要討論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於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public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歷來總是強調，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
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着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迴避」。這麼一來，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麼，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裡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
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康德說，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於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
我在國外遊歷時，經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遊客隨地吐痰、高聲喧譁、在旅館大堂打牌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譁的農村婦女，很可能收養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只能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範。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那就是缺少公德。
現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文化強市」，我認為，最重要的支點不在於推出多少作品，而在於重建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廣大市民的集體人格和審美習慣，都在那裡培養。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於實證意識。
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數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彙，來闡述一個老問題。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現那裡記載的數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審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這個盲區，在中國現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字，往往最難相信。什麼「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字，有哪一個得到過實證？
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於「只問忠奸、不問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實，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礎。現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也與此有關。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現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
多年來我發現，在中國，不管什麼人，只要遇到了針對自己的謠言，就無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來破除。什麼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不必依賴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殺，僅僅靠着社會上多數民眾對證據的辨別能力，以及對虛假的邏輯敏感，就能讓事實恢復真相。對此，中國文化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文人則大多助紂為虐，幾乎所有後果最壞的謠言，都是文人製造出來的。本來，傳媒和互聯網的發達可以幫助搜尋證據、克服謠言，但事實證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謠言的翅膀，滿天飛舞。
總之，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個短句進行概括：造謠無責，傳謠無阻；中謠無助，闢謠無路；駁謠無效，破謠無趣；老謠方去，新謠無數。
由此聯想到社會大局，什麼時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謠生事，一定會引發一場場難以控制的人文災難。我這些年在香港，驚訝地發現那裡很多文人都固執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現場還「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怎麼用親身見聞來反駁都沒有效果。對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救災行動遠遠比不上中國，卻並沒有這種謠言。因此我不能不認定，這裡確實隱藏着中國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於法制觀念。
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這種英雄國外也有過，如魯賓漢、佐羅，但文化地位遠沒有在中國文化中那麼高。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法外演仁。這類「總是」還可以不斷列舉下去，說明中國歷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
當然，這也與中國法制歷來的弊病有關。相比之下，與中國的「水滸好漢」幾乎同時的「北歐海盜」，卻經歷了從「家族復仇」到「理性審判」的痛苦轉化過程。中國的這個轉化遲至現代才開始，但在文化上卻一直沒有真正開始。這個問題，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討論北歐海盜的那些文章，有較詳細的論述。
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代文明。讓人擔憂的是，現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着表演離開法製程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果，法律被貶，正義蒙塵，凶者得利，善者受損。更嚴重的是，不少活躍在傳媒和網絡上的文人還把自己的喧鬧圍啄當作「民間法庭」。其實，中外歷史都證明，世間一切「民間法庭」都是對法律的最大破壞。
中國文化的弱項還有很多，我曾在香港鳳凰衛視中很系統地講過一年，今天由於時間有限，僅舉上述這三點。但是，僅此三點已經夠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經過好幾代。[1]
作者簡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今屬浙江省慈谿市），國際著名文化史學者、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劇協副主席、青歌賽評委。2006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海內外讀者高度評價他集「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於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為守護和解讀中華文化作出了先於他人的傑出貢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