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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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中国文化的建树，那也就有必要讨论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为了与前面讲的三个“道”对应，也选出了三个“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
你看，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能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多年来我发现，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由此联想到社会大局，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谣生事，一定会引发一场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我这些年在香港，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多文人都固执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现场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亲身见闻来反驳都没有效果。对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灾害的国家，救灾行动远远比不上中国，却并没有这种谣言。因此我不能不认定，这里确实隐藏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到“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我曾在香港凤凰卫视中很系统地讲过一年，今天由于时间有限，仅举上述这三点。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1]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