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死
內容簡介
隨着信息技術和教育的發展，人們現在面對着越來越大量的信息，這使得人們在自戀的和誤導性的知識平等主義立場上對任何事件信口開河。今天，所有的人通過WebMD（美國健康醫療服務網站）和維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個普通人都認為自己擁有和醫生、外交官一樣的知識。所有的聲音，即使是最荒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慮，而對立的態度則被認為是精英主義。
本書作者指出，反對專家運動的發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網絡的開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顧客至上」思維，以及新聞產業的娛樂化。詭異的是，信息的民主傳播，而非受教育大眾的培養，反而開始產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憤怒的公民，他們公開指責智識的完善。這與美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思潮不謀而合。
作者認為，當今抵制專業知識和學習的現象，使普通民眾相信沒有人比別人懂得更多，這使民主機構面臨墮落為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或技術專家治國的危險，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結合。2017年美國大選後，這一局勢變得更加惡劣。
本書為西方民主在信息時代能否穩固和長存敲響了警鐘。
1. 一位專家寫給其他專家和非專家的話
尼科爾斯曾任美國海戰學院國家安全事務教授、美國參議院前助理，也是紐約卡耐基委員會高級倫理和國際事務顧問、波士頓大學國際史學委員會委員，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務。在其理論研究和政治實踐並舉的專家生平中，他對專家的長處和弊端，以及反對專家的呼聲，都瞭若指掌，並在本書中結合實際案例，做出了生動、風趣的描述，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剖判：專家固然有所不知，但普通人絕非無所不知。
2. 在知識大爆炸/知識碎片化的時代，聊聊專家和專業知識為什麼是必需的
隨着信息技術發展——網絡社會的「大數據」至上和數字媒體的「人性化」設計——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當代社會的人們似乎個個都是「高知」。但是，未經鑑別的網絡信息與真正的知識能否等同？高等教育文憑與理性思考能力是否一致？在一種自大、自戀、自我中心的盲目狂妄中，人們拒絕專業知識的獲取，拒絕理性判斷和行為能力的提升；在一種反智主義和平民主義相結合的文化心態中，社會面臨着渙散和分崩離析的嚴重危機。尼科爾斯的忠告是：專家依然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能力——這是健康社會運作和未來發展的前提。
3． 對自欺欺人的「反智主義」傳統的辛辣批評：再接再厲的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大PK
美國歷史上一直存在一種「反智主義」傳統，著名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於196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提出這一概念，並分析了其淵源和影響。《專家之死》拓展了對「反智主義」這一主題的討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加深了對這一主題的闡述，具有更強烈的現實意義。所謂知識精英和平民大眾的對立，無論在生活還是政治層面，都需要被辯證看待，不能盲目地是此非彼。
4. 國外專家、媒體鄭重推薦
★喬治城大學教授羅伯特·伯利贊為「一本睿智、及時而又新穎的書，樹立了運用理智和理性的典範」。
★《紐約時報》評論「一部及時而有益的書，提供了一種總體觀念」。
★《科克斯書評》評論「對於日益緊迫問題的一種銳利剖析」。
5． 「見識叢書」系列，精美裝幀，個性化設計
封面字體完美呈現了在網絡虛擬化和知識碎片化的時代，專家如何「被宣判」死亡，具有衝擊力和震撼力。
作者簡介
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s）是美國海戰學院的國家安全事務教授，哈佛繼續教育學院兼職教授，美國參議院的前助理，紐約卡耐基委員會高級倫理和國際事務顧問，波士頓大學國際史學委員會委員，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成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務，作品還有《崇高的事業》（The Sacred Cause）、《無用：核武器與美國國家安全》（N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毀滅的前夜：防禦戰時代的來臨》（Eve of Destruction: The Coming Age of Preventive War）和《俄羅斯總統》（The Russian Presidency）等。
原文摘錄
達克效應告訴我們，越愚蠢的人，越是會高估自己，不覺得自己無知。 最糟糕的情況就是，文憑既不能證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證明你接受了培訓，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設想的情況就是文憑只能證明你按時支付了學費。
書評
淺薄，常常是世人對美國文化的首要印象——這個社會不僅只能弄出諸如米老鼠、漢堡包和牛仔褲這樣的東西，而且還出了名的敵視知識分子。尤其是反美的法國人，對此曾有許多刻薄的奚落，如雷蒙·阿隆在《美國癌症》中就曾說，美國文明是一種「技術員文明，在這個文明里，知識分子只是眾多工具之一而已，最多是一台機床」。不過現在，似乎連美國人自己都無法忍受了，湯姆·尼科爾斯在《專家之死》中認為，美國人現在已經達到了一種新境界，那就是「把無知當美德」，拒絕聽進去任何指正的意見，對知識精英則一概不放在眼裡。
當然，美國人一向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倒也不是歐洲人的偏見，因為就算是美國人自己也承認，在歷史上，他們從物質、技術和體育活動中獲得的幸福看起來似乎超過源於文化和智力活動的樂趣。美國人對知識分子，通常都是在潛意識裡抱着忽視、疑惑甚至輕蔑的態度；然而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運作又高度依賴專家學者，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醫生、律師、會計這些專業人員。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外行，把自己東拼西湊的知識包裝為博學，甚至在網上讀了幾篇文章後，就想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輸給專家，並且竭力爭辯，為什麼那些專家建議是錯的。
儘管這樣的現象如今可能到處都有，但值得補充的是，美國確實有點自己特殊的「國情」。法國學者加亞戴曾在《論美國的貴族政治》中說過，美國除了財富貴族之外，還有一種人民貴族，「任何報紙都不敢說他的壞話」，這個平民階層受到「舉國上下的一致奉承」。因此，當爭執出現時，一個普通美國人更有可能拒不相信自己有可能說錯了，而別人也不敢告訴他這一點。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早就說過，美國人向來堅信，民主就意味着「我的無知與你的博學一樣優秀」。
這些早不是新聞，「專家之死」所指的也並不是專業能力和美國前沿科技水平的退步，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失去了對專業知識的敬畏，僅憑自己的錯誤認知行事；而與此同時，專家學者也開始放棄與公眾互動的責任，退回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更願意和那些聽得懂自己說什麼的專業人士打交道。這之所以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嚴重問題，是因為這「不僅僅是抵制現有的知識體系，從根本上來說，是抵制科學與客觀理性，而這兩者恰恰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乍看弔詭的是，這本身卻正是進步的信號與結果。因為專家權威的失落，正是由於專家不再占有知識的制高點，而民眾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也表明在網絡時代，知識遠比以前更容易獲得了，並且還由此獲得了自己發聲的公共平台。然而，網絡又是一把雙刃劍，尼古拉斯·卡爾十多年前就寫過一本《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我們的大腦》，認定刷屏帶來的淺閱讀助長了人們的無知。不過確切地說，是人們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中，比以往更難以建立分辨對錯的價值坐標了——他們缺的不是知識，而是判斷力。借用馬克·吐溫的話說，「讓我們陷入困境的不是無知，而是看似正確的錯誤論斷」（What gets us into trouble is not what we don』t know, It’s what we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在這樣劇烈的變動面前，僅僅像九斤老太那樣抱怨「一代不如一代」並不能逆轉局勢，問題在於：究竟如何理解這些變化？
在美國，就像社會中的其它諸多變化一樣，這一切都可追溯到1960年代。因為「專家之死」的基礎，就是專家的權威受到侵蝕和質疑，而那半個多世紀之前正是這樣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一方面是普通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另一面則是人們赫然發現，對專家和政治精英的信任，不僅是錯付了，還被濫用了——這些「出類拔萃之輩」的失敗，在越戰中表現得最為令人失望。一旦他們從神壇上跌落，再想讓人們將之敬若神明就不可能了。
因此，與其說是美國人變蠢了，不如說這體現出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心理變化：在「上帝已死」之後，權威也死了，接下來就該輪到專家了。因為當社會變成了一個專家主宰的風險社會時，人們會發現，專家竟然也會出錯，那麼，風險問題就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僅僅交給專家們來辦。此時，原有的一元價值觀轟然崩塌，社會趨於多元，差異和偏離得到容許，相應地，個人的關注重點也從道德轉向個性，那麼勢必難以避免的一個結果就是：人們喪失了在單一的尺度上衡量「對錯」的分寸感，而傾向於認為一切觀點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差異體現的是個性而非對錯或優劣。實際上，在此時硬要分出個對錯，恐怕才是讓人惱火的。
問題的關鍵不在美國人無知、拒不相信自己不喜歡的事實，甚至也不在於多元文化和相對主義，而在於這些原本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現象，「漫溢」到了其他領域——對於政治觀點、審美趣味或許原本就沒有定論，但物理定律可沒有這一說。不同知識領域的門檻和規則原本就大為不同：有些領域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另一些問題卻並非如此——可能不同答案都是對的，甚至沒有一個正確答案。專治文學批評的學者陳平原曾苦笑說：「我的專業，好處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誰都懂——起碼是誰都覺得自己有資格，也有膽量跟你『侃』。」但如果是高度專門化的量子物理、航天科技，恐怕就沒幾個人敢大言不慚說自己雖不在這個領域，也可以發表點看法。
就此而言，「專家之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真正的意義可能與其說是民眾的無知，倒不如說是專業壁壘的瓦解與邊界的模糊化。人們不一定是比以前更蠢了，只是他們比以往更敢談那些自己並不怎麼懂的領域了。乍看起來，解決的辦法應當是人們清楚分界，將專門的問題交給專家來處理，然而，這種「我不懂的東西最好閉嘴」的邊界意識，本身往往就是專家的特徵。因此，問題在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它之所以難辦，也就在此。
更有甚者，有時人們在意的並不是命題的對錯，而是利益——就算經濟學家說貿易戰得不償失，但有些利益集團卻還是把這當作救命稻草。專家給出的答案，有時儘管是對的，卻根本不能解決人們的困擾。例如說「30年內加州發生地震的概率是20%」，這在科學論述上也許無懈可擊，但對當地居民來說，卻等於什麼也沒說——既沒說是哪一年，也沒說是加州的哪裡，甚至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很多專業的分析，只能給出一種趨勢和概率，民眾想要的卻是預測「事件」，但這卻是專家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人們在意的不是邏輯，而是風險——問題是，有時按邏輯發現不了風險，或者因果鏈條極其複雜，連專家也發現不了，想想看2008年金融危機時華爾街惹出來的一堆麻煩。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我，機器人》中，拯救世界的是一個無論如何都不信任機器人的警察，而他依靠的不是理性，卻是直覺和本能。現在很多人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也類似，無論專家根據科學理性怎麼分析解釋，他們就是懷疑它有不可預見的危險。與以往那種認為科學理性將驅散「無知迷信」的樂觀主義不同，實際上直覺並不因理性而低落，倒是同步高漲。正因為「事實」變得太複雜抽象，人們也就越發相信感覺比事實重要，此時說理是沒有用的。
就像美國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最終都會歸結到「公民性」。雖然美國有悠久的反智主義傳統，但與之相反相成的是，自殖民地時期起就很重視教育， 詹姆斯·麥迪遜總統說過一句在美國家喻戶曉的話：「普及知識是自由唯一的、真正的監護人。」 也正因此，戰後美國尤為注意人文學科的投入，1945年提交杜魯門總統的報告《科學：無邊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中強調：「民主制度需要每個普通人具備智慧。沒有智慧的運用，無論是機構的自由還是個人的自由，均會無可避免地受到危害。了解歷史、學習歷史，可以讓人變得聰慧，這是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在這方面，人文學科不僅是我們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這開啟了美國長期對科學、教育和人文領域的巨大投入，因為人們相信這有助於維護美國最基本而恆久的價值觀，塑造真正的「美國公民」。
順着這個思路，自然可以理解為什麼《專家之死》一書中，要把這看作是對民|主的威脅和社會重大危機的徵兆。但確切地說，「危機」並不是威脅，也未必是災難，只是時代發生了某些戲劇性的變化，它威脅的與其說是社會本身，不如說是原有的那些理解社會和民|主的觀念。恰恰是因為美國社會到1960年代已經高度科層化，普通民眾發現自己能履行的公民職能正在流失，面對難以應對的複雜性，他只能無助而憤怒地承認自己只能任由更聰明的專業精英擺布。「專家之死」其實正是對專業精英結構性壟斷地位的復仇，它所折射出來的，確切地說是對代議制民主的威脅，特朗普上台就是「低信息選民」和「直接民主」的勝利——最典型地體現在他經常繞開國會，謾罵議員，卻施行「推特治國」，直接向民眾喊話。這些民眾 理解的「民|主」不再是政治平等，而是一種實際上的平等——任何話題，每個人的觀點都一樣好，而你反對他們的觀點就是「不民主的」或「精英主義的」。這當然不算是新問題，也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英國作家C.S.劉易斯很早就警告過， 當人們不再能區分政治平等與實際平等的時候，就會對民|主造成威脅。
這一切雖然是在美國，但不必諱言，國內近些年的反智主義也在抬頭，網上對「磚家」的嘲諷乃至辱罵比比皆是。不過，與美國相比，中國還自有其傳統，這種反智主義往往體現為反對書本知識，認為是「無用」的，或理論知識過多反成為實踐的阻礙，而這其中，又總是或隱或現地表現為對知識分子本身的蔑視，甚至知識分子也常常以此自嘲，所謂「書生無用」之類多由此而起。漢學家列文森曾指出，中國社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反專業化」傾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官員們往往以文化風雅自詡，而不屑於去深究技術細節。
更具中國特色的一點是：美國人通常將決策者和專家都歸為專業精英而加以懷疑（所謂「總統是靠不住的」），但中國則往往是決策者和普通人都敵視專家，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明清時代的皇帝和百姓都覺得，官吏玩弄複雜的條文，欺下瞞上。如果說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問題與公民性密切關聯，那麼在中國，它所折射出的卻是另一個悲劇：專業的知識精英始終無法獨立自治，在國家和民眾的雙重擠壓之下，難以維持自己的尊嚴。然而，歷史證明，現代化即專業化，在一個社會分工高度複雜的時代，最終只有深入的專業化程度，才能帶來社會進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