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生育的社会
内容简介
不是“不能”生育
是社会“不让”生育
将育儿的责任强加于女性，依旧是日本社会的现状。
雇用环境逐渐恶化，社会构造日益复杂，结婚也变成困难的事，或者即便结了婚，也不愿意要孩子，又或者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弃育儿甚至虐待孩童——种种社会现实刺目至极。
近30年来的日本，几乎一成不变的现实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6-7成女性面临失业。女性不仅置身于只有丈夫和子女的核心家庭中，而且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父亲缺席”，每3位母亲中就有1人面临“孤独育儿”的现状。
国家也不愿意为育儿事业提供财政支持。托儿所的增设需要较多资金，于是国家选择强化育儿假制度，试图回避问题。即便增设托儿所，也是放宽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而民营企业为了一己之利，以低薪聘用新手，导致优质保育逐渐消失。
仿佛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对女性说：“这么担心小孩的话，让母亲在家守着吧。”
作者简介
1975年出生。劳动与经济方向的记者。
高中就读于水户第一高等学校。神户大学法学部毕业。
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后任每日新闻社《经济学人》编辑部记者，2007年起成为自由记者。
报道以年轻人的雇用、结婚、生产与育儿、重返职场等问题为中心。
著有《成为“正式职员”的年轻人们》（岩波书店）、《看护崩坏》（ASCII新书）、《职场流产》（岩波书店）等。
2013年，因“对‘不让生育的社会’的结构和一系列职场孕妇歧视的报道”获贫困新闻报道奖。
原文摘录
事实上，随着采访次数增加，我们发现二三十岁的单身男女会异口同声地说：“婴儿和小孩好像异次元世界的生物。” 与婴幼儿几乎没有接触的年轻人正在增多，他们甚至无法从外表猜想一个小孩的年龄。 个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诚然是原因之一，而劳动环境的变化无疑带来了更为巨大的影响。 孙儿央求说“夏天要去上补习班的公开课”，理由是要为小升初的考试做准备，毕竟他的同学都在上补习班，自己也不能落后。矢部先生非常担心孙儿的成长环境。公寓楼下的庭院中，仅仅设有少量的玩要设施，不能骑自行车。孙儿的同学忙着上补习班，平时的闲暇时间，孙儿仅有的娱乐活动便是玩游戏或看电视。矢部先生说：“对孩子来说，从婴儿到小学时期，会萌生喂养小动物的想法。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在外面尽情玩要孩子的社会性便无从建立。而缺少自发性质的玩要，孩子的领导性就没法培养。忽视与孩子的发育息息相关的教育，一味往他们脑子里灌输书本知识，不过是大人为满足自己私心的行为会让孩子越来越讨厌学习。” 进一步说，“有的父母单纯是希望孩子能接受这样的抚育方式，他们眼里只看到了自己，而不关注整个社会。成年人的社会是很扭曲的，在未曾符合我们理想的社会中，追求培养符合自己理想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还真是可怜。”他希望过帮助，向子女传达“重视孩子感性培养”的育儿理念。 招任专科学校校长的矢部先生，对学校教育也持有某些疑如果老师只顾着催促“不快点完成作业，待会儿会做不完的哦”，孩子的学习欲望只会日渐萎缩。即便在玩耍时间，他们不能悠闲自在地玩，因为日程表早已规定好了。对孩子来，这是一种过饱和状态，会渐渐变得讨厌学习。越是4月1日前出生的低年级小学生，越是需要放缓速度接受教育。平时，父母可以稍微抽些时间陪孩子看看书，这是很重要的。日积月下，孩子能学到更多东西。父母的耐心辅导，能够极大程度地改变孩子的未来。
书评
《使女的故事》在美国大火后，不少女性大呼小叫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国家总有一天要把所有女人关起来变成生育机器，但我觉得这种想法未免杞人忧天，因为生个孩子就不用工作这种好事，在我们这个万恶的新社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即便是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不敢许诺这种事，别提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了。从理智的角度讲，国家和企业其实应该是非常反感生孩子这种行为的。
儿童不是劳动力，而是纯粹的消耗性群体，国家不得不在保育、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儿童支出，并对抚养儿童的家庭予以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和支持，儿童的父母集中在二十出头到四十岁这个群体，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消费者，如果这部分人选择结婚生育，将展现出消费高而纳税低的特点。政府本身是服务型单位，没有任何的产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所以与很多有迫害妄想的人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支持离婚少育，两个人各自生活比组成家庭生活成本更高，这样碎片化的社会有利于增加税收，拉动消费，这才是韭菜的正确割法。至于有些人说不生孩子国家就没韭菜割了，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鼓励生育永远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届政府不得不为了儿童加大财政负担，但等这一届孩子长大可以成为合格劳动力，他们小时候那届政府不说死光了也都退休了。而至于企业为何不鼓励员工生育，则更无需细说，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企业会尽一切手段遏制人力成本的上升，而生产育儿的假期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愿意承担的。
在上个世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工人要求劳动保护，与资本家对抗的浪潮，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随着女性参加工作的比率越来越高，劳动力群体越发壮大，同时女性由于生理原因理应对劳动保护问题更加敏感，全球范围内劳资对抗现象反而缓解甚至消失了，白领们前仆后继的死在工作岗位上，如今大家对过劳死的新闻已经麻木，最开始还都是男性过劳死，如今女性过劳死也不稀奇了，而半个世纪前的码头工人如果有同事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估计资本家不把机枪驾出来这事儿就没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家们依旧觉得那些底层员工不够努力。不996的男人不是真男人，不996的女人就是被男权社会洗脑。
我觉得单纯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生育问题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个视角掩盖了这个问题中蕴含的真正利益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如今铺天盖地为女性发声，情况却没有任何好转。从职场角度讲，你的同事休产假和育儿假，将会直接造成你的工作负担加重，这会直接导致你对该名员工的怨恨乃至排挤，而这种心理跟你的性别无关，所以单纯提拔女性作为主管不足以解决问题，一个更急功近利或对员工漠不关心的女领导甚至会加重这种氛围。从家庭的角度讲，一个孩子降生后家庭的经济压力骤增，男性不得不更多地工作以维持家庭开支，同时更不敢违抗公司要求加班加时工作的要求，这会导致他很难对育儿提供支持。而要解决这样的现实困境，单纯地要求增加育儿假和产假的福利或是骂男人都解决不了问题。
首先育儿假和产假会构成一个企业的负担，如果强制所有企业执行严格的超长产假育儿假，会导致中小型企业无力负担，就业市场性别歧视会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女性会倾向于到育儿福利更好的政府岗位和大企业工作，这会导致政府岗位和大企业结构臃肿，效率低下，而他们给员工的福利却来自整个社会的税收，尤其是那些真正勤劳肯干的人。这些职位不当地占用了社会资源，会让整个经济丧失活力，最后会导致更多人失业，无论男女，而当一个社会失业率恶化到一定地步，女性一定比男性更先收到冲击。美国的育儿社会支持并不比日本好，但美国的生育率却超过中国，排除移民国家的影响，民众生育的意愿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的弹性和活力，日本社会老龄化奇高的情况恐怕和年轻人更愿意进大企业和政府的就业思维定势不无关系。
而日本还是一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增加一个社会的就业弹性，比单纯增加福利可能更有意义。印度在1947年就有严格的劳工保护法出台，但这束缚了劳动力密集型小企业的发展，看似更人性的劳工保护却让更多人丢了工作，所以印度错过了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人口红利的机会。虽然中国几经毁灭性政治动荡，但如今经济发展却超过印度，同时印度因为整个经济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女性的生存环境也比中国更差。对于低收入女性而言，她们往往受教育水平不高，职业选择只有体力劳动或低技能型服务业，比方餐饮、育儿、清洁、超市促销，一旦这些女性能被这些岗位吸纳，创造更多的家庭财富，他们的家人就会更愿意鼓励她们就业，同时更高的家庭收入会让她们的女儿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生活，母亲出去工作的经验会让女儿更愿意成人后离家工作。但印度恰恰无法提供这些就业岗位，所以女性只能依附夫家生活。印度是出过女总理的国家，但总理英拉出身的家庭富裕到可以把衣服专门送到巴黎去洗，由此可见阶级、收入永远比性别重要，而英拉这位女总理也并没有改善印度妇女的生活，她推崇的左派国有化政策让整个国家陷入贫困。单纯割裂性别不讲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比尔盖茨的老婆写了本书，讲自己到处去全球贫困国家发避孕药，说避孕药是解放女性的有力工具，不然女性就是生育机器。但避孕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医疗、经济进步引起的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农业社会四个孩子里有一个能长到有条件生下自己的后代就不错了，如此高的儿童死亡率下避孕药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生的速度还赶不上孩子死的速度，现在避孕药之所以成了人类之光是因为城镇化和婴幼儿死亡率下降，挣钱的速度赶不上孩子花钱的速度，沉重的养育负担产生了迫切的避孕需求。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女性，要想富还是得先修路，随着经济增长的脚步育儿会紧跟着升高，人们宁不做爱都会想办法少生孩子。
我认为女性因为生育离职的比率只能反映生育对就业影响的其中一面，更重要的是女性离职后就职的比率，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让女性生育后重归社会的几率，中小企业经济不活跃，人们只希望挤进福利更好的政府岗位和大企业，那么单纯增加产假并无助于改善女性职场地位，相反会让更多女性无法就业。韩国社会老龄化严重，社会保障又跟不上，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导致各个企业都是老年人把持要职，而韩国社会论资排辈问题极其严重，年轻人想在职场混下去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结果就是生育率极低，如果韩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大概七百年后最后一个韩国人将从地球上灭绝，而目前这种情况下让年轻人生孩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二十一世界的白领之所以革命性更低，一方面因为白领的收入更高，用马克思的话讲应该叫小资产阶级，所以妥协性更高，革命性更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最穷的国家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白领不像蓝领工人有统一的组织和利益诉求，很难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是后工业社会的常态，很多女性在生育前就陷入了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人际关系的碎片化城市生活，一旦离职生育，那么立刻就会陷入每天和孩子独对的被隔离的世界，这让育儿变得更辛苦，新手母亲更加手足无措，容易引发抑郁症甚至虐婴行为。而商业社会抓住这种现实，进一步加重新手母亲和社会的隔离，媒体大肆渲染生育过程的医患矛盾，这都让现代人对生育越发绝望。有些家境优渥的幸运儿能在这种消费社会中享受到好处，而更多的普通人则深受其苦，结果是社会贫富差距和幸福感进一步拉大。很多男性为养家无法提供及时的育儿支持，公司不为这些人提供便利，社会也不为这些母亲提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这些经济窘迫的家庭加重夫妻分裂，而这样本身收入不高的家庭一旦破裂，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差，甚至后代的社会上升通道也被堵死，一代代人陷入死循环。诚然很多人有父亲不必参与育儿的传统观念，但这里面还隐含了社会不想让男性参与育儿的无奈现实，现实会加重传统观念，最后加重性别不平等。
《在不让生育的社会》这本书中，作者举了好几个因为生育离开职场的女性，她们有的只愿意做政府公务员，但岗位有限，派遣岗位没有前途，与其就职不如当全职太太，有的之前工作就过于辛苦，在过劳死的边缘，离职生育是明智又无奈的选择，还有的身陷黑心企业，公司唯利是图，想尽一切办法克扣员工，签订合同时就蒙骗员工，而公司拥有成熟的法律团队，个人跟这些组织打官司根本没有胜算。真正因为完完全全的性别歧视离职的女性，几乎没有。事实上，企业的逻辑很简单，能干活的，他都不会问你是人是狗，干不了活的就只能滚蛋。书中还讲了一个身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男性，虽然成绩优异为人上进，但仅仅身体原因连考公务员都无法通过体检，相比这些因为生理原因受歧视的群体，孕产妇恐怕还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幸运儿”了。事实上，任何劳动者都应该有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不管是孕妇还是心脏病患者，女性视角下的生育问题掩盖了劳动者正常权益的争取，使得这个社会呼声越来越大，环境却越来越恶劣。
人是否生育，从直接利害关系讲只跟本人有关，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讲，这又是头等大事，这就像环境保护，任何当代人是享受不到益处的，只有我们想到未来，想到我们有一天死去后，还有更多的人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里，这个社会才会变成一个适合生育的社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