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洞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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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间题。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万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膛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偏四季豆、蘑菇偎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占-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且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长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司时良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于，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大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