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仲子》-詩經
正文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成書過程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於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後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於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前1066年)以後產生的。[1]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2]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於《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着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後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後,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3]
主要注本
單疏本文字最佳,綜合敦煌寫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穎達原貌的單疏本達全書87.5%。
元代以後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釋文註疏本」而言,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陽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單疏本。
《詩集傳》現存兩部宋刻本,均不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殘存8卷。
元刻本亦存兩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存台灣。明清刻本較多。《四部叢刊三編》有影印宋刊本《詩集傳》20卷,尚可見原書面貌。
通行的有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毛詩傳箋通釋》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學古堂初刻本,流傳的已極少。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廣雅書局翻刻了一次(後編入廣雅書局叢書),對初刻版的錯誤(包擴引書的錯誤)有所訂正,大致情形見於廖廷相的跋語。同年王先謙編印皇清經解讀編收入此書,翻刻時也有所校正。
《毛詩傳箋通釋》同有1929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詩毛氏傳疏》貶抑朱熹《詩集傳》,篤信詩序。尊崇《毛傳》,不滿鄭玄兼采「三家」詩說,專從文字、聲韻、訓詁、名物等方面闡發《毛詩》本義,頗多精當的見解,是清代研究毛詩的集大成著作。但書中對詩的文學意義則涉及不多。對於《毛傳》錯誤,也曲為護,頗有因循墨守的缺陷。
本書有道光二十七年陳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經解續編》,今通行有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詩經選譯》(增補本)是著名學者余冠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北京第1版,1960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本書共選收余冠英譯註的《詩經》作品64篇(「風」50篇,「雅」13篇,「頌」1篇),其中《株林》是新增加的,《防有雀巢》和《白華》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詩經選譯》(1960年版),其餘都是從《詩經選》(1979年版)再選出來。
作品鑑賞
現實主義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詩經六義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毛詩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價值影響
一、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
- 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
- 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