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中的家風故事,崇德尚義流風美
家風故事 |
《後漢書》中的家風故事,崇德尚義流風美優秀的歷史學家,總是對於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十分敏感。梁啓超對東漢士風多有讚美,在發表於120年前的《新民說》中寫道:「東漢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其實,這並非梁啓超一人的觀察。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也說「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西京即長安,此處以都城指朝代),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究其原因,與儒學之興盛有莫大的關係,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1]
要了解東漢的社會風氣,閱讀東漢人的家教家風故事,首要的材料是《後漢書》。在二十四史中,《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即「前四史」最受推崇。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在介紹學史門徑時曾說:「吾人讀史,固當先讀編年,後讀正史,而四史則須先看。因為四史歷代研究的人很多,並且以後的正史,多半都是因襲四史,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後世歷史的淵源,成了治史的常識和最普通的學問。」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的就是《後漢書》,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曄(398年—445年)。范曄在元嘉九年(432年)著史時,距東漢滅亡已有二百餘年,期間已有多種東漢歷史著作問世,范曄在寫作時參考的著作,在《後漢書》問世後逐漸消亡,如今只得隻言片語,可見《後漢書》雖是後出,但光彩超越前作,故能取而代之,傳之後世。
范曄對自己的作品表現出十足的自信,要與修《漢書》的班固一較高下,他尤為得意的是《後漢書》中的評論性文字:「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此處所說的《過秦》篇,即西漢賈誼的《過秦論》,范曄自言諸序論與《過秦論》不相上下,可見其自信。范曄的評論愛憎分明,清朝學者王鳴盛說讀了《後漢書》,能鮮明體會到范曄「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的導向。
今天我們見到的《後漢書》共120卷,其中本紀10卷、列傳80卷是范曄的手筆,志30卷則出自西晉史家司馬彪的《續漢書》,《續漢書》本是一部完整的書,從宋朝開始,《續漢書》中的志與《後漢書》合印在一起,遂成了今天見到的《後漢書》的規模,而《續漢書》志之外的部分卻沒有流傳下來。
01:伏波教侄,謹言慎行
今天,在嶺南許多地方都能見到伏波廟,廟中供奉的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馬援生活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一生南征北戰,為東漢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他曾兩度南征,嶺南人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廟紀念他維護國家統一、穩定邊疆之功。
馬援年少時就有大志,曾說「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援第一次南征凱旋時,朋友們都來祝賀他,有一個叫孟冀的朋友也來祝賀,馬援寄望於這位朋友能有良言相告,而非只是祝賀。馬援將自己與西漢的伏波將軍路博德相比,為自己「功薄賞厚」而感到不安。馬援對朋友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這便是「馬革裹屍」一語的由來。馬援最終在第二次南征時病死前線,可謂遂其志向。
馬援在沙場征戰之時,也惦記着家人,在第一次南征時,曾給侄子馬嚴、馬敦寫了一封家書,《後漢書》全文引用,因此我們得以知道馬援的家教觀。馬嚴、馬敦的父親馬余去世得早,馬援承擔起教育侄子的責任,他在前線聽說兩人喜歡議論他人長短,在家書中直截了當地表示,「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大概馬援此前也曾對兩位侄子說過類似的話,這次在家書中又說一遍,口氣頗為強硬。
馬援接着在家書中舉出兩個人,一位是龍述,字伯高,此人「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這裡的「口無擇言」可不是現在所說的「口不擇言」,恰好與之相反,是口中所說的都是合乎法度的話之意;一位是杜保,字季良,此人「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兩位都是馬援「愛之重之」的人物,但馬援卻希望侄子效法龍伯高,而不要效法杜季良。馬援並不是對杜季良有意見,而是考慮到侄子的資質,認為效法龍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而效法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由這封家書可知,馬援教侄以謹慎二字為主,不能為人輕薄。馬援的這兩位侄子在歷史上名氣稍遜,但其後代卻很有名。馬嚴諸子中,以馬續、馬融最為有名。馬續既能帶兵打仗,在邊疆立功,又曾受命撰寫《漢書·天文志》,可見學問不小。他的兄長馬融的學問更大,乃東漢的經學大家,鄭玄就出自他的門下。
02:大儒家風,親近君子
漢武帝之後,儒學地位不斷抬升,社會上研究儒家經典的風氣逐漸發達。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上舉出兩處表現,以說明東漢經學較西漢更為興盛,其一是西漢學者多能專一經,但兼通者鳳毛麟角,而東漢兼通五經的學者很多;其二是西漢學者篤守經典,對於經典的闡釋、發揮不及東漢學者,東漢著述風氣大開,「性靈漸啟,其過於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這位東漢經學之集大成者就是鄭玄,清朝匯總而通用至今的《十三經註疏》中,《周禮》《禮記》《儀禮》仍用的是鄭玄的注。《後漢書》中保留了鄭玄寫給獨子鄭益恩的一封家書,寫這封家書時,鄭玄已七十歲了,他回顧了自己的坎坷經歷,表明自己之所以多次拒絕朝廷的徵召,目的在於「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鄭玄畢生埋首學問,現在要將家事託付給獨子,好閒居養性、深思學問。
鄭玄希望益恩努力探求君子之道,鑽研不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注意自己的舉止,保持恭敬謹慎的態度,以此親近有德之人。鄭玄接着寫道:「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一個人有好名聲,得益於朋友的口耳相傳,一個人有好德行,卻只能靠自己立志修煉,這不是容易之事。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好名聲,讓父母感到榮耀,這也是令人欣慰之事,接連兩句「可不深念邪」足以表達鄭玄對益恩的期待。
鄭玄家書的另外一個重點,則是在生活上保持勤儉。鄭玄出生於一個寒微之家,這時家境也不容樂觀,甚至更糟了,他惋惜自己珍惜的書籍都朽壞了,「不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後人」,但他仍以為時未晚、仍可努力的心態看待這一切。他希望益恩「勤力務時」,如此也能「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在飲食、衣服上節約一些,他也能更加放心。
鄭玄家書將自己的經歷、擔心和期許娓娓道來,文辭不事雕琢,道理也平易近人,令人見到大學者不常示人的一面。
03:清白傳家,鄉里稱善
家教未必要像馬援、鄭玄一樣留下家書。東漢有名的清官「四知太守」楊震,只以「清白」二字傳家,他的家訓早已寫在了「暮夜拒金」的堅決中。楊震之子楊秉傳續家風,「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他曾對別人說:「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范曄對「震畏四知,秉去三惑」大為讚賞,認為楊震父子的事跡,印證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古語。
晚於楊震的羊續,也以清廉而著稱。他生活在東漢晚期,其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羊續深惡浮華,「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屬官曾向他進獻活魚,他將之懸掛在大門上,待到屬官再度進獻時,手指已癟的魚乾,屬官立刻領會其意,羞愧退下,這便是「羊續拒魚」的故事。羊續的妻兒從老家來投奔他,他只讓兒子進入官署內,向兒子介紹自己簡陋的生活環境,以示無法支持妻兒來到自己身邊生活。
與羊續同期的陳寔,《後漢書》對他的評價很高:「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陳寔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但美德的力量讓他為鄉里所敬重,同鄉說「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有一年,鄉里歉收,一些人被迫為盜。一天夜裡,陳寔將子孫叫到跟前,嚴詞厲色教訓:「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停頓了幾秒後,忽然提高音量:「梁上君子者是矣。」話沒說完,屋樑上跳下一個人,一臉驚恐,俯首認罪。陳寔端詳此人面貌,覺得他不像是惡人,令他務必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棄惡從善,並贈他二匹絹以度過荒年。陳寔在教育子孫的同時,也改變了一個品行不端之人的命運。
《後漢書》在陳寔的傳記後,又簡要介紹了其子陳紀、陳諶的事跡,三人時號「三君」。《後漢書》說陳紀「以至德稱」,《世說新語》中有幾則陳紀小時候的故事。其中一則說陳寔約了友人一起去某個地方,相約中午碰頭,但過了中午友人還沒有來,於是就先出發了。友人姍姍來遲,見陳寔先走了很不開心,當着陳紀的面罵其父。陳紀此時不過七歲,對友人說:「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聽罷,深感慚愧,由此我們也見到陳寔教子的效果,陳紀的回答可以說是有理有節。
古語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中也說「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古人視身教重於言教,中國古代留下了海量家教文獻,既有富有啟發的家風故事,也有用心製作的家訓規條,但能夠為後世銘記的,必是言行合一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