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里，范進都中秀才了，為何還被胡屠戶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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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里，范進都中秀才了，為何還被胡屠戶欺負？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各階層里，屠戶一直都是「身份較低」的存在。比如在《莊子》《說苑》等典籍里，就有不少對屠戶們的「鄙薄」橋段。但清朝小說《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戶，卻是個絕對的例外。[1]
一部嬉笑怒罵的《儒林外史》里，「胡屠戶欺負女婿范進」的橋段，是「范進中舉」故事裡的知名亮點。不過如果說起身無功名的老童生范進，被胡屠戶欺辱還有情可原。那麼待到范進中了秀才後，「挨欺負」的遭遇卻也壓根沒變。剛中了秀才，就被胡屠戶罵「現世報窮鬼」。後來找胡屠戶借錢考舉人，又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考完回來後，還被胡屠戶「又罵了一頓」，簡直是被「花樣欺負」。
那麼問題來說，都說古代屠戶「身份低」，可已是「范秀才」的范進，怎麼照樣被「屠戶岳父」欺負到慘？其實，只要結合下《儒林外史》的創作背景，即明清年間的真實歷史。這奇怪一幕，也就很好理解。
首先一個原因是，看似「地位低」的胡屠戶，放在明清年間的社會裡，卻是響噹噹的「有錢階層」。
明清年間，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代，特別是「吃肉」這事兒，更在民間大範圍普及。且不說達官貴人，以《沈氏農書》等資料記載，趕上風調雨順的年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長工們，也能做到「夏秋一日葷，兩日素……春冬一日葷，三日素」。
至於日常的肉食消費，那更是越發火熱，明朝學者謝肇淛曾出席一位監司官的飲宴，不過是三桌宴席，竟然就用了72隻雞和150斤肉。當時作為「珍品」的鵝，有錢人家辦一次宴會，動輒就要殺30多隻。達官顯貴們的宴會，那更要雲集「熊掌」「猩唇」等奇珍肉類，普通豬肉也「動及千數」。傳教士利瑪竇參加的明朝「官僚圈」宴會，每頓都堆滿大量肉食，甚至「桌子壓得吱嘎做響」類似的宴會，每次都「舉行一個通宵」。
如此《儒林外史》里，「范進中舉」後跑來攀交情的張鄉紳，「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這奢靡風氣，當時也「流行」到民間。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中人之家」，辦宴會時也追求奢靡。甚至「一會之費，常耗數月之食。」
這樣的風氣下，供應肉食的屠戶們，當然也成了「剛需產業」。屠戶們的收入，自然也跟着水漲船高。就以胡屠戶罵范進的原話說：「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到錢把銀子」。這麼算下來，胡屠戶一年收入是36兩銀子。可別小看這數，明朝正七品縣官，年收入也就四十五兩白銀。參考《三言二拍》等明朝小說就更知道，在明朝花五十兩銀子，就可以買套低檔次房產。「獨占花魁」的賣油郎，一年也就攢個二十兩銀子，胡屠戶的收入，真心不少。
而且就這「高收入」，胡屠戶也很可能是「打了埋伏」。明朝經濟學家，萬曆年間的內閣大學士于慎行就估算，在北京這類「肉食消費」火熱的大城市裡，從事「屠戶」「鹽醬」等行業的生意人，家產都往往是「千萬之資」。放在《儒林外史》的世界裡，當然未必趕得上「北京屠戶」那樣有錢，但看看張鄉紳之流「肉也要用四五千斤」的消費水平，就知生意興隆的胡屠戶，腰包顯然比普通百姓「鼓」得多。
對這，胡屠戶自己也十分自豪，比如范進中進士時他就說「比如我這行行事裡，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面前妝大？」欺負你個「范秀才」？很正常！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舉」之前，范進的這個「秀才」身份，別看也是朝廷功名，但實際上，卻是嚴重貶值。
其實，在明初的時候，秀才這個身份還是十分顯貴，不但享有「免賦稅勞役」特權，而且還有優厚錢糧補貼。但發展到明朝中後期時，這優越地位已經一落千丈。一方面是社會經濟變化快，秀才們的那點「補貼」，早已遠遠不夠用。外加朝廷日益腐敗，秀才要讀書就學，就得花錢打通關節，「成本」直線上升。僅明末貴州一地，請求賑濟的「窮秀才」，一度就有八百多人，而北京的秀才們，一年至少要掙五十兩白銀，才能維持基本生活。
許多明清年間從科場「殺出來」的名人們，說起早年的「秀才」人生，那都是說不盡的辛酸淚。比如明朝人楊繼盛，做秀才時借住在寺廟裡讀書，由於吃的太差，以至於「夜嘗缺油」。晚上凍得睡不着覺，就只能「起而繞室疾走」。唐文獻做秀才時「每至歲殘，則有貧奢奔波之苦」。這幾位，還都算是後來「擺脫貧困」的幸運兒。
明末的大多數州縣，「窮秀才」往往占到當地秀才數量的一半以上，至於「貧不能葬，身無完衣」。就是明清「窮秀才」們的常見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讀書人倘若沒有別的謀生手段，就靠「讀書」過日子，還一個勁往科場上奔，可不就得窮得叮噹響。以至於范進的老婆都「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幾回」。對這樣的秀才女婿，胡屠戶也當然有底氣開罵：「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不死的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經」。
當然，面對「秀才女婿」，胡屠戶可以罵得這般底氣十足，面對「舉人女婿」，那可就不同了。
古代讀書人階層里，要論涇渭分明最大的，那就是「秀才」與「舉人」。做秀才的頂着功名，但溫飽都成問題，但只要中了舉，那就是一步登天。雖然「舉人」比起「進士」來，依然差得遠。但放在地方州縣，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舉人們不但特權更大，而且有做官資格，更可「請謁有司居間」，簡直有權又有錢。
以明朝學者陳益祥的嘆息說，只要一個人中了舉，那真是各色人等都來投奔，送錢的送地的求在身邊當奴僕的，全是一抓一大把。就算是「不得入官，便足自潤」。也就是不用當官，就已經是當地的「上等人」。類似記載，在「范進中舉」橋段里，都變成了生動場面。
看過如此「威風」，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面對中舉的范進，胡屠戶立刻把臉一變，花樣吹捧「賢婿才學又高」。范進「拜謝」了他，他就「再三不安」。一看張鄉紳來了，立刻「忙躲進女兒房裡」。就算屠戶再有錢，面對有錢有權的舉人，也不是一個等量級啊。
一部《儒林外史》，寫下的不止是世態炎涼。更有忍俊不禁的情節背後，古代真實的社會生活百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