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流浪女》
原文
我對近年來逐漸公開的「文革」時期刑事案件特別感興趣，因為那個時期歷來被密密層層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實當時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價值，為我們提供了破讀那段歷史的另一條途徑。
例如，作為幾起盜竊案主角而一度震驚全國的女青年宋蓮萍，就會讓人產生很多感慨。
宋蓮萍出身於河北省一個中學教師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一年初中畢業，就沒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內蒙古落戶，臨行前與父母爭吵，便離家出走，也不去內蒙古了，開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這個起點，就讓我十分同情。一個中學教師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無法完成中學教育，光從這一點，我就把她的個人悲劇看成社會悲劇。不讓她讀完中學倒也罷了，又不讓她留在父母身邊，如此年少卻非要去內蒙古落戶不可，這種先離散教學、再離散骨肉的政策，實在是觸目驚心的惡業。與這種惡業相比，後來宋蓮萍的偷盜，真算不上太大的過錯。
宋蓮萍的父母作為中學教師，當時的日子很不好過。上級下令讓中學生中止學業到農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斷他們與教師的聯繫，因為教師們天天都在課堂上「放毒」。放什麼毒?據說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之毒。這種罪名壓在一個教師頭上已經受不了，何況他們夫妻是一對教師，分外沉重。對宋蓮萍的父母來說，現在要從他們身邊奪走的，不僅是學生，而且還有女兒，他們的心情怎麼會好呢?他們和女兒不知該怪誰，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們居然與女兒爭吵起來了，具體爭吵什麼不清楚，但不難想象，那是一種極其酸楚的話語撞擊，越是捨不得分開越是撞擊得響亮。爭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話刺激了心氣很硬的宋蓮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門，她就選擇了流浪。
選擇流浪，這在今天是一個漂亮的說法，但在「文革」高潮時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對寬鬆的社會條件，要有隨時都能獲得施捨的物質可能，要有人人見到不明身份的外來人不驚不詫的心理土壤，但這一切，當時都不具備。幸虧她是一個十幾歲的女中學生，不大像人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才沒有被抓起來。可是，舉目無親地長途跋涉在貧困的大地上，她畢竟餓壞了。
當她流浪到山西天鎮縣九庵廟時，已餓得氣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廟中八十一歲高齡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藝高強，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蓮萍看見。宋蓮萍要拜師學藝，遭到老僧拒絕，她便以自殺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亂世學武藝，顯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而且老僧、小廟、一個干雜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別人太多的注意，比較安全。就這樣她整整學了兩年，兩年後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細一查，自己多年積蓄的錢也不見了，只得長嘆一聲。
老僧在長嘆中產生了隱憂。她敢於拿走師傅的錢，那也就有可能拿別人的錢，而她已經學了兩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點發緊，因為他最明白，宋蓮萍已學到什麼水平。老僧覺得不應該給人世欠下一筆孽債，於是天天苦惱。一年後，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給公安局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有這麼一個徒弟，年齡多少，外貌如何，什麼時候不辭而別，臨走時「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證明她也許心術不正」，但她的武藝「已學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當時的警方顯然沒有太留意老僧的遺言，但我們現在回頭去看，不能不對老僧肅然起敬。他用詞那麼含蓄，把偷走積蓄說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對徒弟的武藝也只說「已學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確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藝絕對不能與「心術不正」連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間。
從老僧的這份遺言，我們深為宋蓮萍可惜，她捨棄了一位多麼不該捨棄的師傅!現在分析她拿走師傅積蓄不辭而別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點：-，年紀太輕，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廟極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經學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闖蕩世界了;三，生在最貧苦的年月，她對經濟價值的概念近乎無知，把師傅那筆不大的積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師傅已年邁得不久人世，不想讓那些錢落人他人之手。
於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藝，又有錢財，她認為無所畏懼了。這與她兩年前離家出走時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裡知道，生在當時，武藝並沒有正當用處，而師傅的那點錢，真正用起來才發覺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儉用地過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窮水盡。
在還有最後一點錢的時候，她都沒有下決心在社會上偷盜，可見在她本性深處，還有隱潛的行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實在身無分文了，便決定以武藝自救。她經過反覆思考，選擇了在鐵路運輸線上偷盜貨車的辦法。不對行人攔路搶劫，更不上門打家劫舍，因為這會直接損害到個人，而當時鐵路上的貨車，所運的都是國營企業的大宗物資，挖一點小零碎下來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覺得有太大罪過。這是在沒有法制的年代，一個女孩子憑自己的良知傻想出來的一條是非界限。
與現在的車匪路霸相比，她在貨車上偷盜的數量確實很小。開始是偷了兩紙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邊一雙雙叫賣，按當時的物價，每雙也就是幾角錢吧。比較大的一次，是從貨車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錶，這在當時可不算個小數字了。
也許在那個時代，飛車偷盜的人幾乎沒有，因此她才出手幾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緝對象。這一追緝，她的驚世駭俗的武藝就表現出來了。
警察們看見，在飛馳的列車上，她縱身上上下下，輕鬆得像在跳舞一般，還故意展現出幾個身姿，完全是一種享受。有一次她稍沒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圍住，束手就擒，但哪裡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嚴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躍身躥出屋頂蓋板，立即不見了蹤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而這個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關部門於是下令，在九條鐵路幹線的幾十趟列車上布下天羅地網，捉拿來蓮萍。但是，好像誰也不是她的對手，經過幾個回合，那些高大而強健的警察們嘆息道：「從來沒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應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終，她還是沒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幾次縱身逃逸時，一個神槍手擊中了她。
她的死亡，離她決心飛車偷盜，僅僅一個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藝，都發生在這一個月中。僅僅一個月的調皮搗蛋就震驚全國，震驚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藝，這也實在讓人眼睛一亮的了。
當警方領略了她的武藝，再想起她師傅的遺言，說她「已學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來。「一定程度」已經這樣子了，高僧本人會是怎樣的呢?嘿，窮鄉僻壤的破落小廟，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還是女主角宋蓮萍。這位中學教師的女兒，這位「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闖蕩世界的可憐姑娘，怎麼會用兩年時間就學成如此高強的本領?在一個沒有舞蹈的年月她無處展現自己的生命節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飛馳的列車。說她是盜賊，也可以，但我卻總是於心不忍。首先，是誰偷盜了她的青春，偷盜了她求學的機會，偷盜了她的倫理親情?她為了糊口，確實偷盜過一些塑料拖鞋、國產手錶之類，但她從未損害過任何個人。她有死罪嗎?既然沒有，那又是誰，偷盜了她的生命?當然，我不是指那個應命而來的神槍手。
她若生得早一點，可能是名震遠近的荒江女俠;她若生得晚一點，也可能是哪項國際比賽中的女子冠軍。只可惜，她生在不該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種危險，出色在不合時宜的地方，就一定會蛻變成一種過失，甚至過錯。那麼，倒過來的道理便是：很多過失和過錯，其實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出色。
今天細想起來，宋蓮萍最讓人傷心的地方是：從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可以商量。她實在太孤獨了。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看到公安機關的檔案里當時記錄的宋蓮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鵝蛋型臉，彎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餘歲吧。
她的可憐的父母親，應該還健在。
賞析
余秋雨散文集裡有一篇《亂世流浪女》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刑事案件，故事的主角叫宋連萍，所犯罪行是盜竊罪。下面我將宋連萍的情況簡單介紹一下：宋連萍出身於河北省一個中學教師的家庭，一九六八年宋連萍剛初中畢業，「文革」鬧得正凶，所有學生停止上課，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不僅得不到尊重，反而歸為「黑五類」，那段時光知識分子挨批挨打簡直是家常便飯，沒整死沒坐牢的知識分子是不幸中的萬幸。
那段時光尤其注重思想覺悟，上級為了讓「臭老九」的資產階級思想不影響下一代，故意將他(她)們與父母劃清界線，將他(她)們的子女下放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宋連萍也是上級安排到內蒙古去落戶，臨行前她與她父母發生了爭吵，於是一氣之下改變了主意沒去落戶，而是選擇了流浪的生涯。
余秋雨對當初流浪的社會環境有很精闢的描述，余秋雨說：「選擇流浪這在今天是一個漂亮的說法，但在「文革」高潮時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要有隨時都能獲得施捨的物質可能，要有人人見到不明身份的外來人不驚不詫的心理土壤，但這一切當時都不具備。」
宋連萍當初為什麼要選擇流浪?我們不得而知。也許她那時腦海里流浪的生活概念會比她想像的下放落戶更自由，否則她就不會選擇流浪。只是當她真正跑出來後，才發現整個中國都政治氣候緊張，不僅得不到施捨，反而用懷疑和驚詫的眼神打量她，她害怕當成階級敵人拉去坐牢，又害怕回去連累父母，處於進退兩難的她只得想辦法去尋找有廟、有山的地方去避難，那個年代是垃圾箱都不在的年代，(可見她的生存狀態是多麼的艱難)，她要走到她想像中的清靜地方談何容易?所以最後的結局是餓得昏迷在草堆里被廟裡的一個老僧和尚救活並收留。(她能夠撐到離廟不遠的地方，昏迷就是奇蹟)
她跟這個將近八十歲的老和尚在廟裡呆了兩年，老僧武藝高超，將自己的技藝傳授給宋連萍，宋連萍似乎天生就具備武俠潛質，只兩年功夫就掌握了高強的本領，就連他的師傅也認為她具備了驚世駭俗的武藝。也許是師傅年歲已高，擔心他死去，也許是師傅為了控制她對她的要求太苛刻，反正最後的結局是她悄悄拿了點恩師的錢逃跑了。(我寧願說她拿也不願說她偷)
余秋雨說他的恩師說她偷了他的錢，並且在自知將快離開人世前，給公安局寫信揭露了這件事。文章中余秋雨對老僧有肅然起敬的感覺，其理由是揭發信的內容含蓄，把偷走積蓄說成是「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而我與余秋雨先生的看法卻截然相反：一個真正的大師是不會因為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的犯錯而生出苦惱，繼而還有心思向公安機關寫揭發信的。
余秋雨在文章中為宋連萍捨棄這樣一個偉大而含蓄的師傅而感到惋惜，而我卻隱隱感覺宋連萍從廟裡逃跑與他師傅行為不端有很大關係。在那個打打殺殺的年代，如果師傅真正跟她友好相處，她是不會選擇再次逃跑的，從他師傅寫揭發信這件事上來看，至少可以斷定他的師傅心胸還有些狹隘，我甚至認為他師傅是一個極端狡猾而且控制欲很強的傢伙。宋連萍走了，他一下心理失衡，居然偷偷寫信揭發她，為了顯示他是優雅的，還故意把揭發信寫得委婉而「含蓄」，還故意假惺惺地說幾聲：「阿彌陀佛」之類的話語，可見她的師傅是多麼的深奧，又是多麼令她失望。
一個真正的信徙，除了佛教信仰外，思想里的萬事萬物都應該是空靈的，是沉得進去也拔得出來的。他都已年邁得不久於人世了，他還不能原諒一個十幾歲的漂亮的失去親人的姑娘，他哪有資格稱得上是一個「老僧」?並且是人們仰視的所謂的老僧和尚?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他不僅不會揭發她反而應為她的生存擔憂，反而應該為她祈禱，顯然這位師傅沒做到。
現在想一想，宋連萍犯錯時的年齡，就不難理解她的行為：她那時正值青春逆反期，逆反期的孩子行為過激，不考慮後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是那個瘋狂的年代不能容忍她一時的衝動，只是她的個性遇上了不合時宜而已。寫到這裡想起最近電視上看到的一個例子：一個大三的優秀學生逃跑了，學校、家長、媒體、微博都在尋找他，所有的人都在關心他，他的父母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尋找他。
而宋連萍呢，她那時的逃跑也是出於一時的衝動，而最終卻陷入政治旋窩不能自拔;回去吧肯定面臨坐牢的危險，而且還連累自己的父母，宋連萍只好冒着生命危險到處躲藏着，哆嗦着度日，她不敢光明正大的流浪，只能孤苦伶仃地過一天算一天。終於在離開破落小廟一年後，她手頭的那點小錢已全部用完，為了能夠繼續活着，她決定利用自己的武藝自救，她是善良的，她不上門打家劫舍，也不攔路搶劫，而是選擇鐵路運輸車去偷，她認為運輸車上的東西都是國營企業的，這是她的事非界限，也是所有當初的中國人的界限。偷集體一點東西用來聊以度日，對於那時的階級兄弟都屬正常(這個分析我與余先生不謀而合)。
可能是她運氣不好，也可能是她的絕妙武術太引人注目，終於最後一次不小心偷了一箱上海牌手錶而發案。因為這在當時實在不算小數字了，於是引來公安局高度重視。高度重視的結果表明她要為她的生命作最後的掙扎。據說她在飛馳的列車上縱身上上下下，像長了翅膀的俠女一樣飄然自在，一群警察追她，她躍身躥出屋頂蓋板，像神仙一樣立即不見了蹤影。儘管具備驚世駭俗的武藝但最終還是寡不敵眾，在布下天羅地網的警察包圍中，在最後關頭被公安局安排一個神槍手將她的生命結束了。
這位孤苦伶仃的有點叛逆的漂亮女孩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她是「文革」的犧牲品，她的死令人深思，也令人惋惜!她若生長在一個很正常的社會環境下，她將成為眾星捧月的明星，只可惜她的美麗，她的超凡脫俗遇上了錯誤的時代，這種不合時宜的出色似乎註定她的生命節奏要以一種特別方式結束。好在她死後還有人為她嘆息，有人為她感傷，此刻她的靈魂也許會得到一絲安慰，也許她在天堂里活得更加光彩。[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