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文明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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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夢幻的邊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啞。
1793年9月14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邏輯聯繫。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