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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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
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雖然比雷履泰年輕17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里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待給你。」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50兩。毛鴻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而毛鴻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離開太原前，當地作家華而實先生請我吃飯，一問之下他竟然也在關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遞給我他寫給今天山西企業家們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海內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段。
海內最富!海內最富!
山西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曾經占據過這樣一個顯赫的地位!
很遙遠了嗎?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底下還有很多話，慢慢再讀不遲，我抬起頭來，看着華而實先生的臉，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間聽說，今天，連大寨的農民也已開始經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