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线”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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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刻画得像黑白画似的明显清晰地同在着：这一边熙熙攘攘，语笑欢哗，那一边凄凉冷落，道无行人;这一边是生气勃勃，那一边是死趣沉沉;这一边灯火通明，摊肆林立，那一边家家闭户，街灯孤照;这一边是现实的人间，活泼的世界，那一边却是“别有天地”的“黄泉”似的地狱了。
“生”与“死”，面对面地站立着，从来没有那么相近，那么面对面地同时出现过。
它们之间相隔的不过是一堵墙，一道门，甚至不过一条麻绳，或几只竹架，或一道竹篱笆。惨痛绝伦的故事就在那一堵墙，一道门，或一条麻绳的一边演出;而别一边却在旁观着，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这封锁线，在上海，有大小圈之分;大的一圈包括四郊在内，小的一圈包括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临时的更小的封锁线却时时地在建立着，也不时地被撤除。
我没有进出过那大小两封锁线。听说，进出口的地方，都有敌兵在站岗，经过的人一定要对他脱帽行礼。无辜地被扣留，不许通过，无辜地被殴辱，被掌颊、拳打、脚踢，被枪柄击，甚至，被刺刀杀死的事，时时发生。有一次，一个大雪天，一个归家的旅人，偷偷地越过竹篱笆。当夜，不曾被发觉。第二天，巡逻的敌兵经过，跟循着雪地上的足迹，到了他家，把这人捉住，不问情由地当场斩首，悬在竹篱笆上示众。
米贩子被阻止、被枪杀的故事，听到的更多。一个车夫告诉我：他经过封锁线时，眼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负着一小袋米，被敌兵把米袋夺下，很随便地把刺刀戳进这童子的肚子上。惨叫不绝。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后来，这半死的童子被抛进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了。
更惨的是，被刺刀杀而未死的人，一直被抛在地上，任他喊叫着多少天才死去。没有一个人赶去救，敢去问一声讯。
南市某一个地方被封锁，经过了好久的才开放。封锁线内，饿死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越线而逃出。有人向线内抛进馒头一类的食物，但也不能救活多少人。默默地被拦在“死亡线”内;默默地受饥饿而死。这不可思量的可怕的耐受苦难与厄运的精神啊!
为了一件小小的盗劫案或私人暗杀案，也往往造成敌人把上海最繁华地带封锁了十天八天的。大新公司至先施公司的一段，便这样地被封锁了不止两次三次。有种种最残酷、最恐怖的传说流行着。
多少人不知怎样地便失踪了;多少人便无缘无故地被饿死在街上衢间了!
我亲自看见一幕蒲石路被封锁的情形。
在一个夜间，有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伪军军官被暗杀。这个事件一发生，那一带立刻便被封锁。出事的地点的四周都用一根麻绳拦住。居民们总有十万人以上被阻止不能进出。访友进去的，无端地不能归去了;出外办事的人，无端地到了街口，不得其门而入。最惨的是：小贩们和人力车夫们，只好在冷清清的街上徘徊着，彷徨无措，茫然地睁着大眼睛，望着封锁线外，一筹莫展。最后，还被赶到小弄里去。那恐怖失神的一双双眼睛，简直像牵到屠场去的牛群。我不敢多看，也不能多想象。我只有满腔的愤怒。
这种封锁，平常总在十天左右便开放了。开放的条件据说是若干百万的私赂。
临时的封锁，自两三小时至半天左右的，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
有一天，我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铺去。已可望见铺门了，突然地叫笛乱吹，一对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古书铺里的人向我招手，我想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了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执在手上。敌兵荷枪站在那里监视着。汉奸们把一个个的人检查，盘问着。挟着包裹或什么的，都一一地被检查过。发现了几个没有带市民证的，把他们另外提到一边去，开始严厉地盘诘。
“市民证忘记了带出来。”
啪、啪、啪地一连串地挨了嘴巴，或用脚来乱踢一顿。
一个人略带倔强的态度，受打得格外厉害。一下下掌颊的响声，使站在那一边的我，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心腔中的血都要直奔出来。假如我执有一支枪啊!……
我也不会忘记，那个穿着黑色短衣裤的家伙或东西，喂得胖胖的，他的肥硬的手掌，打人打得最凶，那“助纣为虐”的东西，实在比敌人还要可恶可恨十倍!
好容易审诘完毕，又是一声长长的叫笛一响，那一批东西向北走，又向别的地域干着同样的把戏去了。
被封锁住的人们，吐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我走进那家古书铺，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
这样的情形，天天有得遇到。
早上出外做事的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同走，不知晚上究竟能不能回家。等到踏进了自己家门口，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夜算是他自己的了。
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谁的生命会有保障呢?
这样的封锁线，天天不同地在变换着。谁也不能料到，今天在封锁线外的，明天或后天会不会被圈划进封锁线内去，默默地受苦受难，默默地受饥饿而死去。
在敌人的后方，生命的主权是不握在自己的手里的。随时随地，最可怖的命运便会降临到他的和他的一家的身上。
“生”和“死”，那间隔是如此地相近啊![1]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