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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思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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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 大理国 |
| 知名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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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思英，大理第二位皇帝，944—945年在位，年号文经（945），所以史称文经帝。大理段氏以重名制为主，连名制为辅，从段氏世系可以看出，它的命名是世代以一个字相重，如“思”、“素”、“正”、“智”等，同时辅以连名，如“思廉—廉义”、“智祥—祥兴—兴智”等。944年，段思平的儿子段思英即位，可惜好梦不长，在位仅一年，就因权位之争被废为僧。
人物生平
段思平死在944年，其时中原仍在五代时期，离宋朝那著名的"烛影斧声"事件还有数十年的时间，然而，大理国却先已预演了一出类似的戏码。
暗藏玄机
段思英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自己母亲敬奉为神。段思英母亲是个很出众的白族女子， “通紫宫妙法，习文善武，为思平钟爱”，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是段思平的贤内助，也是段思平最宠信的女人。她不只是个好妻子，还是一个好母亲，对段思英影响非常深，也因为这样，母亲死后，段思英十分怀念她，登基后，就下旨将母亲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 这道圣旨表面上看是一项合乎孝道的做法，其实暗藏玄机。这是段思英收归权力的一种计谋。
叔侄争位
段思英登基称帝后，元老重臣董迦罗为滇中旧族，是段思平改朝换代时的主要依靠力量，董氏的代表人物董迦罗乃段思平的军师，与段思英之叔段思良关系不一般。大理建立后，董迦罗顺理成章地成了大权在握的相国。段思平死后，段思英企图抬高杨氏势力的地位，毕竟，母亲当年也是骑桃花马，仗丈八枪，冲锋陷阵的巾帼英雄，还是援笔为文的文人墨客。这让董迦罗很不高兴，“董迦罗谏不听”，大概也是以外戚不得干政为由，可是，段思英根本不听。 董迦罗是什么人，智商之高，无与伦比，对一个小孩子的伎俩，他岂能看不出来？无奈之下，董迦罗自然与和他相交甚深的段思良结成了利益同盟。 段思平在临终前特意规定： “皇族直系，六岁习文武，十岁善骑射……将以皇族文武全才有德者荐为国君。”曾有遗言让段思良登基;既然朝廷大佬董迦罗又这样力挺段思良，段思良不想当皇帝都不行。段思英的退位也成为大势所趋可，因此，史书记载中写道，段思英“愈淫戏无度，群臣废之”。然后，大臣们异口同声“立思良”。 大理国国风， “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这种风气对大理王族影响也特别深。尤其是段思英，更是如此，以至于每个月一半的时间，都在寺庙里跟著和尚念经文、数念珠，以至于民间流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曾做了一个梦， “梦观音领一僧入室，悟而生思英”。段思英成人之后非常贪玩，而且厌烦习文弄武。 段思平当年屡经战乱，是从刀枪剑戟里闯过来的，他知道，一个合格的国君必须上马能指挥百战铁骑，冲锋陷阵;下马能处理国家政事，治理万民。因此，他临终前特意规定： “皇族直系，六岁习文武，十岁善骑射……将以皇族文武全才有德者荐为国君。”更有段思平离世的一段话： “吾子非承大业者，尔其善继吾绪。”我的儿子不成器，难以继承大业，希望你能继承我的事业。段思良的势力，此时已经如日中天。
襌位
段思英也知道，自己做国君是不够格、不合要求的。他喜欢晨钟暮鼓，用他的话说，我自登基称帝，才知身处这个位置的不自在，不愿看见杀戮，再加上母亲从小让他修行积善，入寺吃斋念佛，他觉得寺庙要比朝堂好，读佛经比读大臣的奏章更舒服。他也知道段思良有当帝王的心意。既然自己不想当国君，叔叔在旁边眼巴巴地瞅著，自己为什么就不让出来呢。他不糊涂，又担心叔叔登基后不善于治国，让大理变得一塌糊涂，特意对叔叔说道： “叔公之心，意得天下，汝若能治好大理，吾愿出家为僧。 段思良听到侄子的话，迫不及待地说： “治国何难。”听听这语气，有著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自信。他大概害怕自己侄子一觉醒来会毁掉前言吧，因此连忙保证： “只要你愿意出家为僧，我愿出一半国资让你花销，为你修建寺庙。让你自选法名，愿否？ ”总之，只要你当和尚，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这段文字，《段氏传灯录》记载得明明白白。 于是，两人就此约定，段思英禅位，段思良登基。
伴随晨钟暮鼓
对于退位后的段思英，段思良表现得很亲和、很宽容。他将答应段思英的诺言，几乎全部实现，还特别规定： “皇室弟子必须到寺中习武三年，执黄龙剑佐国辅君。”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因为段思英当和尚后，喜欢上了练武，每天弄刀舞剑、跑马射箭，为此，段思良专门为他辟演武场，怕他寂寞，就让段氏子弟来此，跟著段思英学习武术，同时，也安慰一下段思英失落的心。 段思英禅位后，有人认为他失去了作用，其实并没有。段思英好佛学，他进入佛门，反而取得了当帝王没起到的作用。当时，大理一带各族杂居，长期狩猎为生，与刀剑为伍，因此，这里民风彪悍，好勇斗狠，铁血来去，缺少一种含蓄、一种忍让，以至于骨肉之间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大概因为这样，大理之前的南诏国始终充满著一种好战征伐的特性，充满著一种争勇斗狠的特征。
殊途同归
段思英作为帝王，竟然出家为僧，更具轰动效应，更具影响力。在他的善行后面，百姓变得蕴藉、含蓄，随后导之以文化，以书法，以诗歌，以至于这里“其俊秀者皆能书，有晋人笔意”，翰墨气象，四处荡漾;魏晋书法，时时可见。甚至可以说，段思良和段思英叔侄，起到了齐头并进、殊途同归的效果。段思良利用自己的政治才能，担负起治理国家、恢复经济、安定民生的帝王任务。段思英则凭借自己喜好的佛学，担当起润泽人心的作用，让百姓走向尚文、细致、典雅、清静的任务。 [1]
据《滇史》记载，“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制度”。这就是说，段思英被废，是因为三个原因: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变易旧制。据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玉明所著的《大理国史》所述，段思英的性情是否暴戾，除《滇史》外，其它各史均无记载；至于淫乱到什么程度也有待考证。因此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应该都不是段思英被废的主要原因，倒是“变易旧制”这第三个原因颇耐人寻味。段思英将其母杨桂仙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不是一个单纯的尊母行为，而是推崇杨氏势力的信号，这显然与段思平立国时以董姓为重要依靠的方针有悖，所谓变易旧制，应该就是指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