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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令彬(1902年6月22日-1987年7月14日),原名张柏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1]、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革命生涯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班长,团教导队区队长、排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纵队副官长,红一方面军第三十四师卫生队队长,第十二军军医处处长兼福建军区留守处处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兵站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红九军团卫生部部长、后勤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四局管理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司令员直属供给处处长,中央教导师供给处处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直属金库处处长,军委供给部军人合作社主任,军委副官处副官长,第十八兵站部副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供给部部长、经济建设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再苦再累也要为战士治好病

长征中,天天行军作战,爬山越岭,指战员们非常劳累,长征以来的两个多月中,有头疼发烧的,有肠炎腹泻的,有腿脚腐烂的,还有腰酸背痛的,病号增加很快。这是长时间紧张、劳累的总爆发。还有随队的伤员需要治疗。时任九军团后方部长的张令彬不顾自身伤痕累累十分疲劳,强打精神,组织后方部直属医院和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缺乏治疗外伤的药物,就用水冲洗伤口;没有夹板固定骨伤,就用木头、竹片自己制作代替;没有纱布和棉花,医护人员就撕掉自己的被子,煮过以后用来为伤病员擦拭伤口和消毒,自己睡觉时则用稻草御寒。在前一段转战途中,张令彬带领后方部人员在一些土豪劣绅家收缴了一批大烟土,经军团首长同意,用这些烟土与药店交换了不少药品,另外还留下一些配制成鸦片酊,用以治疗腹痛和腹泻等症,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与此同时,张令彬还大力抓了指战员的营养补充工作。好在当时湄潭的物价便宜,一块银元可以买90多斤米或20多斤猪肉,豆制品则可以自己做。为了便于大家购买一些急需的生活用品,还向全军团每个干部战士发了4块银元当零用钱。经过短期的休息,伙食得到改善,医务人员对伤病者抓紧诊治,加强清洁卫生,使指战员的体力得以恢复,健康状况好转。“宁愿自己不吃饭也不能让战士饿肚子”

为过草地,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每个人出发前,自带半个月即15斤左右的粮食。因此,全军上下展开了筹粮活动,将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儿盖和黑水流域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儿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成贾拓夫负责领导。

张令彬率军后方部随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毛儿盖,吃了不少苦头,终于为部队筹集了不少粮食,并在基家寨建立了发放站,为陆续到来的部队进行配给发放。四方面军的三十军担任后卫,到的比较晚,当负责粮秣工作的肖永正带着一个营和各师派的运粮队及挑夫共2000多人,还有几百匹骡,来到基家寨领粮时,粮食已经分发完了。张令彬心里非常着急,当即把肖永正带来的2000多人安排到一个逃跑的大土司家里。这个土司的宅院非常大,有几十间厅堂楼阁。安置妥当,张令彬立即召集部属紧急商议解决办法。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但来领粮的2000多人还没有吃晚饭。张令彬对大家说:“哪怕我们自己不吃饭,也不能让来领粮的战士们饿肚子。”他带头把分给自己的20斤粮食倒出来,又派人去机关炊事班借来几百斤粮食,后方部人员见了,也都把刚分到的粮食拿出来,一起送给来领粮的战士和挑夫做晚饭。随即张令彬又与大家商量出突击筹措粮食的办法,决定后方部人员全体出动,分为四路去“化缘”,在一两天内为三十军筹集10万斤粮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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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