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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文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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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活动家 | |
| 出生 | 1904年6月27日 |
| 国籍 | 中國 |
| 职业 | 政治、社会活动家 |
| 知名作品 |
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 担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 曾任南昌大学总务长。 |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江西省安福县人。解放后，彭文应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打为右派。张春桥曾化名常孰，写文章《质问彭文应》。在毛泽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上海会议讲话中，彭文应被毛点名。他是文革后未获得平反的右派之一。1962年12月15日病逝。
个人履历
彭文应（1904.6.27—1962.12.15），江西省安福县寮塘乡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五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1]
人物生平
13岁时考入留美预科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
1925年毕业后，以公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担任教授，并担任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1935年，彭文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
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宪政》半月刊主编。“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并随宋庆龄进行爱国入狱斗争。
上海沦陷后，彭文应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曾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彭文应回到上海，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彭文应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领导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进行民主斗争。
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6月至8月彭文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应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
1951年10起彭文应历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
1958年4月，彭文应所担职务均被撤销，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拒不认错。
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文革时期被掘墓。
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1989年民盟中央召开《纪念彭文应诞辰85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了彭文应的一生，“彭文应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
详细介绍
解放前
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的一个家境清贫的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名。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 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获博士、彭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1957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1932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担任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彭文应挺身而出，随同宋庆龄等组织营救，同宋庆龄一起赴苏州监狱，主动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2]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府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四九年易帜前夕， 地下市支部几位领导人被列入暗杀名单，汤恩伯下令捕杀史良和彭文应。他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了家，财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应积极跟随中共，反对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应在沪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敢招呼。过了几分钟，友人急步走入房间，对彭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通缉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认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 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解放后
彭文应并未把这段往事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他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运动的，不料最终惹祸上身。
上海的反右运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点名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的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对彭文应进行攻击。把他善意的意见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他作了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把他喻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已的主张，“负隅顽抗”。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 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分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届时彭正被批斗，不让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分子的沉重的枷锁， 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言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书直言上万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3]
就在同一个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抢救无效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应虽然是政治学硕士，但因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的心思更加转向了研究科学，从事发明创造。
他曾研究过糙米问题，呼吁人们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B1。为此，他还专门请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时，替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关的参考书。
1958年下半年，当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劳动时，彭文应也奉命去了。但他声明在先：“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到了农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农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应专程赶赴上海市航道局，说是要提“合理化建议”。他拿出一张图纸，图上画着长长的“列车船”。他解释说：“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员觉得他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尤其认为他关心国家建设的热情可嘉，于是问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但彭文应不愿告诉他们，留下那张“列车图”便默默地走了。
实际上，彭文应此时早已没有工作单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闲居的人。不过，他总是闲不住。除了以上创造发明外，他曾设计过“保温饭盒”，以使建筑工人、地质队员、农民在野外工作时能吃上热饭；也设计过“钩搭砖”，砖上有钩，以节省灰浆，增强牢度；还设计过“两面裤”，可供两面穿，既节省布料，使用寿命也比原来长 1倍……
彭文应想以他的创造发明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亡后，彭文应明显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应的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问候。
此时，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经救治，他的生命仅仅延续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58岁。
当彭文应隐隐感到时日无多之际，曾经连续熬夜，在 1962年写就一份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他用满腔热血发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彭文应同志诞辰 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表示：“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赴沪出席会议，并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等人发表了讲话，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
评价
他的老同学潘大逵先生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道：“30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位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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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不怕早，事业不怕迟。成功不怕迟，准备不怕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