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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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出处
参阅唐刘知几《史通·序传》。
六家——《史通》的翻译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馀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馀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诸衿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昱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荩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
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扌，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革。
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为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年，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
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
其书牢笼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以后，作者无绝，必商扌而言，则其流又众。荩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民者冥也，冥然罔觉，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邵《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叶，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荩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纲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荩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
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元》，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讠州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
扬雄少为范、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元经》，则嘲以恐尽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荩贵其文彩，若《长杨》、《羽猎》之流耳，如《太元》深奥，难以探赜，既绝窥窬，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已。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元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元》，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ㄝ，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上海春高考部分译文’ ‘原文’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馀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馀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诸衿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昱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荩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译文’ 我年幼的时候接受家庭教育，早早的学习文献经典。还是在十一岁时，就学习了《古文尚书》。常常苦于它的文字艰涩繁琐，难以记诵。虽然多次遭到责罚，但这方面的学业还是没有完成。曾经听到家父给各位兄长讲授《春秋左氏传》，往往会丢掉《尚书》去听讲《左传》。等到讲完了，就向哥哥们陈述。
因而私下感叹：“如果让我读的书都像《左传》这样，我就不再懈怠了。”家父认为我的想法不同寻常，于是开始教授我学习《左传》，满一年后所有的讲解和记诵都做完了。这时我刚刚十二岁。当时，讲解的内容虽然不能深刻的领悟，但主要的意思也能弄清楚了。家父又让我广泛地阅读一些注解经义的书，（以求）能够精通这一本经书。但发现书中文字在“获麟”之事以后，就没有记载相关的事件了，期望看到剩下的部分，来增加自己的见闻。
接着又读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继而想要了解古今历史的沿袭变革，历代相互承接，于是把接触到同类的书籍都拿来阅读，也不需要借助老师的指导，从汉代光武中兴以来，到各种皇家史料的记录，虽然年龄只有十七岁，但是都已普遍的阅读了。 但在那时将要求取功名，参加科举，只好兼代研习揣摩，至于专门用心研读各种史书，我就没有闲暇的时间了。等到年过二十，通过了科举，在朝廷里作了官，到那时想着自己有了空闲，才得以实现了原来的愿望。
游历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经过很多年的积累，无论公家还是私人藏书，都尽情翻阅。至于像某一代的史书，会有各家的分别，研读期间 零星 记载一些资料汇聚成册，对于各种不一的说法，没有用尽心力苦心揣摩，以求辨明真伪。再加上自己从小时候看书，就喜好谈论人物的是非曲直，我所感悟的道理，都出自我的内心，绝非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
所以，还是年少的时候，阅读班固、谢承的《汉书》、《后汉书》，就奇怪《汉书》中不应该有《古今人表》，《后汉书》应该为更始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我这些疑问的大人们，一同责备我，认为小孩子知道什么，敢来非议先贤。于是我也就感到羞怯，以为是自己错了，无言以对。但在那以后看到张衡和范晔的集子，他们果然认为这两本史书有错误。这期间还有很多暗合古人的想法，不可胜记。从那以后才知道一般庸俗之人，难于和他们交谈。凡是自己有和前人不同的观点，我都予以保留，铭记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