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兵

古兵 古兵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记者主持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古兵
原图链接 记者 主持人
国籍	中國
职业	主持人
知名作品	《新闻调查》 《面对面》

目录

教育经历

北京电子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大学新闻系本科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学院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97年至1999年河南焦作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工作

1999年至2006年3月河南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工作《中原焦点》，《对话中原》栏目主持人兼编导

央视《新闻调查》：出门去打工

去年夏天，四川和重庆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新闻调查》记者曾经去往现场，记录了当地人民抗旱自救的过程，也看到了灾难带给当地农业的巨大影响。而对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数以百万的农民来说，他们现在的生活究竟怎样呢？隆冬季节，我们再次去往重庆。

冬天正是农闲季节，青年农民王勇除了有时去附近的采石场做点零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待着。去年的旱灾，让他家的农作物损失很大。

虽然重庆市委市政府胸有成竹地保证农民的口粮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以土地为唯一生存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收入确确实实因为这场旱灾减少了。

因为这次大旱，我们粮食减产257万吨，就是50多个亿，光这一笔老百姓就减收200多块钱，那么再加上这个大旱让我们畜牧业的发展、水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一块，老百姓的减收也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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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高路陡，土地贫瘠，农民人均耕地只有零点八九亩，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得重庆发展传统农业受到严重地制约。

根据我们重庆现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大概我们一个农村劳动力可以承担五亩耕地，那么需要的劳动力是多少呢？420万(人)，那么我们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就是900多万人。 在重庆，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7年半，93%的农民只有初中或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由于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他们在外打工时往往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在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中，重庆市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点。

其实每一位走出去的农民工都代表着当地对外的劳务形象，为了打造好这张劳务名片，重庆市在发展劳务经济的过程中，决定走品牌化之路，那么怎么结合地域特色和自身的优势，推出自己的劳务品牌，有了劳务品牌之后，真的能让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们得到实惠和帮助吗？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重庆市采取了分类指导，扶持多种形式转移输出的方式：引导青年农民参加中长期培训，培养成为稳定转移的技术工人；鼓励壮年农民参加中短期培训，介绍他们去建筑、环卫等劳动力容量大、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就业；对于就业竞争力较弱的中年农民则帮助他们不拘方式做零工、挣现钱：去年夏天，十一万五千农民去新疆摘棉花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劳务输出行动，这次重庆市有意识地尝试了“劳务经纪人”的运作方式。

去年，南川有100多名像熊学慧一样的劳务经纪人一共组织了4000多名农民去新疆摘棉花。而在两年前，虽然南川区劳动部门想了很多办法，动员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去新疆摘棉花，最终只有30多人成行。

有了劳务经纪人之后政府部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用工信息的搜集上，同时也能更好的为农民工服务和维权。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南川区劳动部门一方面做好“拾花工”的服务和维权工作，另一方面还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调动劳务经纪人的积极性。

农民工出去，他们最不放心的是家庭这边的后顾之忧，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他们的老人关照问题，还有他们的耕地流转，再就是他们的住房看管，这些都是他们走了之后时刻牵挂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我们像部队管理军人一样的 我们前方在打仗，我们后方在服务的话，他们就安心在前面的工作，这样建立工会组织就能够干好这些事。

央视新闻调查：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以后，达赖叛逃国外，继续阴谋分裂祖国，并不断美化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把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想象成一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的极乐世界，甚至把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那么，旧西藏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民众，他们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

*【第一部分】源起

公元10世纪，西藏拉开了它封建农奴制度的序幕。 无论是表面的政教合一还是实质上的教政合一，就西藏的封建农奴制而言，都是围绕达赖这样一个精神和政治的首脑而展开的。在这个体制中，达赖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利，而成为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 然而，如今的达赖集团一直在为封建农奴制唱这样的赞歌，称西藏社会虽然实行农奴制度，但它是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叫嚣“政教合一的民主和自由”才是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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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被普遍确立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么，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西藏这片土地究竟承受了哪些沉重的记忆？那里的人们又曾有过怎样的遭遇，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呢？

*第二部分：(阶级)

旧西藏的阶级划分大致为两种，统治阶级为农奴主阶层，根据1958年左右的统计数据，他们占西藏人口的5%，主要是三大领主，包括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以及他们的代理人。

旧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农奴阶层主要由三种人构成，“差巴”、“堆穷”和“朗生”。差巴，意思是支差者。这部分人占农奴总数的60%到70%。他们虽然有些贫瘠的土地，但是几乎没有时间好好耕作，他们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为农奴主劳作上。 农奴主占有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着农奴的人身，对他们征收各种赋税，强迫他们无止尽的劳役，然而，在旧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并不仅限于此。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对农奴阶级的剥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名目繁多的税种闻所未闻。比如耳朵税、辫子税，交不起税或者还不清债务的农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时也会选择逃亡。 一旦逃跑的农奴被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惩罚。这些惩罚大都源自于旧西藏沿袭了三百多年的两部法典。

*第三部分：法典

旧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意思是“发布命令的机关”，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并拥有一套等级森严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障统治者的权利。《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这两套法典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执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在法典中，统治者把人划分为三等九级 其中上等人包括藏王、大小活佛、僧俗官员和贵族等，中等人包括职员、僧人、商人等，下等人包括农民、铁匠、屠夫等。 《法典》严格的等级划分，维护了农奴主阶层的利益，也是造成旧西藏社会严重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 有一首藏族民歌唱到：“太阳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农奴祖祖辈辈，没有一块立脚的地方。”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依然制定出一整套向属民摊派、索取差税和罚金的特殊政策，并从法律条文上固定下来。《使者薪给律》规定：“凡讨税者所到之处，纳税者除为官吏及随从人员缴纳狗、马、骡之费用外，还令其提供一条羊腿和一驮货物。”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农奴对领主充满着恐惧。

《法典》规定了刑罚的程度，朗孜夏是旧政府的办公场所，后来变成了拉萨最黑暗的监狱所在。这里所使用的刑具就不下50种。其顶楼上是审讯、拷打犯人的法庭。楼下是牢房，在牢房里，被认定有罪的人忍饥挨冻，这里见不到一丝阳光，白天他们戴着脚镣、手铐，晚上沉重的木枷把几个人的脚连锁在一起，丝毫不能移动位置，在这套刑具上还留着饥饿的囚犯啃食木头的痕迹。由于病、饿、伤痛而惨死的农奴是不计其数的。

虽然统治阶层的人犯法也会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法典维护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统治阶层受到刑罚的几率要比农奴阶层小很多。因为农奴阶层的人犯上的话，法律的惩罚是极为严酷的，而对于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为，处罚则从轻甚至可免除刑事责任，这等于变相承认了私刑的合法性。

在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地牢，是专门用来惩罚贫民的，人们称它为蝎子洞。这里爬满了毒蝎，贫民被扔进这样的地牢，很快就会被活活蜇死。

*【第四部分】

农奴几乎没有机会去学习和判断自己命运的因果由来，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必须听命于主人的呼喝，。而更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并怀疑自己是否就应该这样悲惨一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世代生活在高原与世隔绝的西藏农奴才逐渐了解了自己身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封闭的西藏，开始对外开放。在西藏生活的人们，开始接触到了外界新鲜的空气。所以正是在逐渐开放的过程中，西藏的广大农奴认识到了，自己所处地位的不平等，是因为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造成的，是因为农奴主作为压迫者给他们带来的。所以他们就发出了强烈的要求，要求改革这样一种制度，要求推翻这样一种封建农奴制度。所以这样才有了我们说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西藏的民族改革，所以民族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西藏社会从封闭到开放。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已经成了过去。如今，在祖国的大家庭中，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享受着平等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