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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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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align="right" |- | style="background: #FF2400" align= center| '''<big>女性地位变迁</big>''' |- |<center><img src=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71103/c4f05660b28c4f4b88e4908b4d8e53bb.jpeg width="300"></center> <small>[https://www.sohu.com/a/202103399_398293 来自 搜狐网 的图片]</small> |} '''<big>女性地位变迁<big>''' 从"婶"到"爷":中国女性地位[[变迁]]的喜与痛。 2014年3月8日是第104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昔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居家"大婶",到竞技职场的"[[女汉子]]""哥"甚至"爷",这些称谓的巨变,也见证着其社会角色的演变。然而,在地位"[[节节高升]]"的同时,她们所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各式隐形的[[性别]] [[歧视]]更是让中国女性[[深感]] [[困惑]]。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女性地位变迁 <ref>[https://baike.so.com/doc/9374872-9713424.html 女性地位变迁]</ref> 类型 社会角色 事件简介 弱势地位渐获改变 女性撑起"半边天"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变化。85岁的马喜文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马喜文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这位土生土长的河北老人,虽年事已高,但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 "我的父亲母亲是标准的'包办'婚姻,婚后的家庭里,父亲主导一切,母亲则是[[典型]]的家庭主妇、[[贤惠]]媳妇。"马喜文说。 虽然性别平等的讨论已经在她父辈的那个年代出现,但这样的风潮对她的小村庄来说,还是件[[稀奇]]的事情。 随着社会的进步,马喜文和老伴婚姻"包办"的意味不再那么浓。 "我们是同一个村里的,我和老伴之前也见过几面,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但也可以说彼此都有意于对方。"马喜文说。 然而,让老人最津津乐道的事情,并非她婚后在村子里的安逸生活,而是随着丈夫"闯关东"的经历。 1962年,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马喜文"留守"在家乡,而她的丈夫则在辽宁做挖煤工人。两人分开半年后,马喜文带着3个子女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三年后,夫妻俩从东北回到家乡,在县城开起了饭店,如今她的家族已是四世同堂。 对于女性地位变化这个宏大的命题,自称"文化程度不高"的马喜文告诉中新网记者,她不会用精辟的话语去总结,但自己一生的经历或许就是很好的见证。 "和父辈相比,我的家庭已不再是老伴一人支撑,作为女人,我抚养了八个子女,家里的每一笔收入都有我一半的汗水在里面,我能撑起家里的'半边天',这就是我的简单理解。"马喜文说。 性别平等要求更趋全面 女性遭多方压力 在马喜文的大家庭里,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走出了性别平等的第一步,但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已不简单局限于经济参与,而要囊括政治参与、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等多方面。 对此,马喜文的小女儿李秀英表示赞同。李秀英出生于1967年,是河北某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她向中新网记者谈道,对于性别平等问题,自己更重视参政机会和生活质量,"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中,应该包括这些方面,女性应该更重视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李秀英告诉记者,和同龄人相比,中专毕业的自己,虽然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并不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直忙东忙西、过着'热心大婶'的生活"。 "我给自己的家庭打80分,但有些问题是不能忽略的。结婚以来,我要边上班边照顾家庭,压力倍增,每天忙里忙外,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在这方面,女性的付出和回报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李秀英如是抱怨。 "另外,与男性同事相比较,我的升职机会要小很多。"李秀英的这一说法,代表了多数中国职场女性的心声。 李秀英的这一感慨,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3年度世界性别平等报告书中可见一斑。在该报告考察的136个国家中,中国性别平等度的综合得分位列全球第69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健康医疗水平、受教育程度较为落后。 2011年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也显示,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手为男性的占80.5%。 性别歧视仍存女性权利需多重保障 中国女性完成了"靠男性生存"到"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蜕变。撑起"半边天"的她们,甚至被网友戏称在家中"一手遮天"。 然而,在上述可喜变化的背后,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等不正确的观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其中就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尤为突出。 对于上述问题,结合自己半年来的求职经历,北京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梁慧表示已司空见惯。 梁慧告诉中新网记者,虽然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用人单位在招聘中有性别歧视,但在和用人单位的交流中,能明显发现这样的行为。 "很多公司在招聘规划中表示男女员工都招,但实际上还是男生'吃香',很多公司在面试中会刻意问我恋爱状况和婚育计划。"梁慧说,"如果女性说要在两年内结婚,就很难通过面试。" 全国人大代表徐晓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状况,需要社会重塑男女性别平等新观念,消除企业重男轻女的用人观。 而除去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剩女"现象、生育"重男轻女"等隐形歧视让中国女性感到焦虑。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委戴秀英表示,中国性别平等的机构和机制亟需完善,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妇联组织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同时还应建立性别统计制度,对各个部门相关政策进行性别分析,有效防止性别歧视政策的出台,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 全国人大设立发言人以来的首位女性发言人傅莹在2014年3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其中最严重的是家庭暴力,全国妇联一直希望能够对反家暴能够专门立法。 "中国要真正能够维护妇女权益,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傅莹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来源: 中国新闻网 白琥) ==參考來源== {{Ref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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