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民国故宫盗宝案的真相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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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B3DDF4" align= center|  '''<big>故宫盗宝案</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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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故宫盗宝案的真相'''“九·一八”事变后，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万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最初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万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1/3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于是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ref>[https://www.gugong.net/wenhua/27500.html 民国故宫盗宝案的真相 故宫历史网] </ref> 

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临时监察委员会开会申述下列原则：

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此后临时监委经常开会，在具体处分物品步骤上议定为先药材、次食品、再绸缎皮货。不过在绸缎作价的操作上，当时为了鼓励多销，还规定了优惠价:凡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第一次买了两三百元的皮货，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贪图小利，这样做了，结果授人以柄，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

李玄伯被卷入此案还有一个小花絮。张继“惧内”出名，对崔氏言听计从。据说有一天，不是星期日，崔振华陪着几个朋友到故宫参观，因检票的人不认识她受到阻拦，十分恼火。后崔顺路往理事会去，一进大门，看到有人在那里买布，其中也有秘书长李宗侗。崔氏责问留下的人：“今天不是星期日，为什么你有特权，在今天买布？我非检举不可。”

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1933年5月，易、李被控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但张继夫妇和郑烈企图利用故宫售物事件，贿买人证指控易、李行事不密反被易培基抓住(时任故宫常委、秘书的吴瀛截获了郑烈发给其密派到故宫调查的检察官的电报)。

1933年10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提出检控易、李涉嫌违法舞弊。易培基采纳了李玄伯“以退为进”证明清白的建议，于10月14日在南京召开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前夕，致电理事会宣布辞职并具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准备以平民身份对郑烈等人提出反诉。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各报刊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反诉崔振华、郑烈联合舞弊的呈文。

该文长达5000余字，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举证据说明崔郑勾结陷害自己的行为，报纸同时刊印出旁证材料的两帧照片。这份呈文是针对崔振华控告易培基私占故宫古物的反诉；又呈文政府行政院和司法部，请求郑烈回避关于此案的一切审理过程。

易的反诉非但没有在南京得到反应，相反，时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原古物馆馆长马衡代理院长，李石曾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此后，张、郑控制下的司法当局以“案件尚在侦查期间、不宜泄露”为由向各报“打招呼”，凡易培基方面的辩论稿件均被封锁。

与此同时，崔、郑一方面继续制造舆论、编织耸人听闻的“盗宝案”甚至“易培基畏罪潜逃”的谣言，一方面也意识到原来的起诉状只是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琐事，份量不够；欲彻底打垮对手必须将该案扩大为新的盗宝案，必须将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便于随心所欲地左右该案的审理。

对于崔、郑的诬陷，易培基决心回击。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刘崇佑作辩护人。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起诉权。易本计划1月28日从北平动身，但是1月26日李玄伯从南京打电话给易，告知一切都办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听信其言，2月3日没有到庭，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自动放弃申辩在客观上给外界以心亏理屈的印象，各报纸均登载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们纷纷推测，看来易确有把柄被抓，无颜以对法庭。这一回合，崔振华等不战而胜。

但张氏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0月，他们又操纵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吴瀛则被控妨害秘密罪。由此，易案由处分物品、购买折扣以及会计账目不符600元的鸡毛小案，演绎成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其涉及的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公众舆论倒向不利于易的一边，易有心辩解却已无申诉机会了。

“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1937年9月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他在临终前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转交国民党当局的遗呈中感叹：“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

此时，张氏夫妇仍不罢休。易去世后，崔振华又指使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诉，告易培基、李玄伯、吴瀛三人。诉状列举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发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上“吞没”书画等文物的罪名。此时，易案从1928年到1937 年积非成是。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着，态度畏缩，不敢力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

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暴病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对她不利。1948年1月9日，南京四开小报《南京人报》上登出了一条很短的新闻，标题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内容称因“业已赦免”，“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1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