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中国票号博物馆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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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E6E8FA" align= center|  '''<big>中国票号博物馆</b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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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中国票号博物馆1.jpg|缩略图|居中|[http://pic8.nipic.com/20100621/2163148_003328533247_2.jpg 原图链接][http://www.nipic.com/show/3317755.html 图片来源于呢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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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中国票号博物馆

类别;历史文物博物馆

开放时间：1995年10月18日

地点：平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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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日升昌票号旧址，1995年10月18日建馆开放。日升昌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于清道光四年出资30万两银改营，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票号博物馆占地面积1963 平方米，建筑[[面积]]2414平方米，三进院落，100余间房屋。

==序言介绍==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公元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升昌，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发展历史==
综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平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ref>[http://wwj.shanxi.gov.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282&id=19122  中国票号博物馆] ， 山西省文物局  2015-03-09  </ref>，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翱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乎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乎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
[[File:中国票号博物馆2.jpg|缩略图|右|300px|[http://pic8.nipic.com/20100621/2163148_003328533247_2.jpg 原图链接][http://www.nipic.com/show/3317755.html 图片来源于呢图网]]]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乎遥票号7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

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过二十一年(1932)，日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时期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

== 参考资料 ==
[[Category: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